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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的沧桑

2007-05-10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人艺著名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10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

首演《龙须沟》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

京市文化局。演员队副队长叶子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坚定了决心,只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院长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等人集体坐公交车到了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的。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彩,可也就这一幕精彩。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老舍听后,喃喃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地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3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3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

《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成立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曹禺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地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10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7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

曹禺写交代材料时,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

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案而去,撂了挑子。副院长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1957年焦菊隐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隐于是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中,焦菊隐被批斗,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7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三联生活周刊》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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