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盛会上的突发“抗议”
翻读刚出版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其中有一封信引起我的回忆。信是写给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显菊女士的。当时，她正在编辑《刘大年著作目录》。信称：
说明中加一项，文字如下：“六，论文序号15、33两篇，作者认为观
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事情是这样的：
1995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史学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庆祝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80华诞。
会议首先给每个参加者发了一份《刘大年同志著作目录》。接着就开会，自然，由台上的学者先讲话。开着、开着，突然台下一位学者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刘大年著作目录》里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另一篇题为《吴晗的反革命面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作者还坚持这样的观点！我抗议。”这位学者显然很激愤。
会场气氛似乎紧张起来。是啊！改革开放已经多年，反右和文革时期的错案都已得到平反或昭雪。大年同志为什么还将这两篇文章收入著作目录呢？我也不解。
就在与会者愕然之际，大年同志站起来了，他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们确实是我写的，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我的《著作目录》，自然不能不收。收，是反映历史，并不代表我现在仍持那样的观点。”经过大年同志的解释，群情释然，于是，座谈会顺利进行。
对待自己历史的“实事求是”精神
大年同志之所以写出这两篇“恶文”，有其具体原因。大年同志发表批判荣孟源文章的当天，正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批判史学界“右派”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孟家的第一天，显然，大年同志此文属于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同样，批判吴晗的文章也是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据当时在《历史研究》工作的丁守和同志告诉我，最初，文章称吴晗同志，定稿过程中，对吴晗的批判不断升级，刘文的调子也不断升级，由“吴晗同志”到“吴晗”，再到“反革命分子吴晗”。管你想得通，想不通，不能不“紧跟”。然而“紧跟”还是没有用，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斥刘大年和另外一位史学家黎澍为“东霸天”、“西霸天”。刚刚批判吴晗为“反革命”的大年同志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这样两篇应时的“遵命文学”，事过境迁，大环境改变了，被批判者昭雪了、平反了。照道理说，大年同志在编辑自己的《著作目录》时不收也可以，至少，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大年同志还是收了，特别是在有人“抗议”之后，还是收了。
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有好写好，有坏写坏，这样的历史著作才是真实的历史、全面的历史。大年同志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坚持将自己写过的两篇“恶文”编入自己的《著作目录》，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精神。（《学习时报》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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