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很“擅长”谢罪，经常能看见日本的头头脑脑90度鞠躬，嘴里说着“给大家添麻烦了”。但是，这种谢罪是内外有别的。
对内谢罪:保持“场”的平衡
在内部问题上，日本人的道歉通常来得比较“及时”。今年的春天来得早，春寒倒流后，樱花没有按日本气象厅原先预报的时
为何会如此？日本文化中“内外有别”的理念可以提供解释。按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的说法，日本社会是一个大章鱼罐，其中又分为许多小章鱼罐。每个都构成一个人际关系的“场”，在这个场中，需要保持平衡。日本学者佐藤直树认为，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扶助共生感情”。在这个“场”内，需要这种感情，因此在“做错”事情时，场的平衡被破坏，就要进行“谢罪”，获得谅解后，平衡就能得到恢复。在日本，交通事故的肇事方向受害者道歉后，受害者再提出民事赔偿，舆论是不会赞成的。因为肇事者的道歉，已经让这个受损害的“场”获得了平衡；如果肇事者逃逸，则是他自己破坏了这个“场”，受害者提出任何要求都不过分。
对外谢罪:压力下的敷衍
上述是在“章鱼罐”内部的情况，而在外部，则有另一套标准。因为没有“场”的约束，标准就大相径庭。如日本人在台湾、东南亚公然嫖妓，还振振有词，从不道歉。
日本对事情的判断标准，常根据是否有利于自身的“章鱼罐”利益而定。符合这个小团体利益的，被认为是“善”，反之，则被认为是“恶”。当前，日本国内针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一种普遍观点，是这种善恶观的真实写照。日本民众也反对甲级战犯，但出发点不是因为他们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是因为他们把日本“不负责任”地拖入了战争，而使日本这个“大章鱼罐”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也就是说，他们的责任是使集团受害，而不是因为他们屠戮邻国。
因此，在“谢罪”问题上，也可看出日本人的这种相对的善恶观。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真诚下跪，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可以说，他们是真正为自己犯过的错误在道歉，是因为他们知道德国人在二战中犯过的错误违反了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而日本文化则缺乏这种共同的道德标准，因而“谢罪”也就成为一种“敷衍”的工具。
今年年初，安倍否认当年日本政府与军队“强征”慰安妇，同时拒绝就此问题作正式道歉。但是在被美国舆论强烈抨击，美国政府也对此表示不快后，安倍的态度就软化了许多。4月底访问美国时，他主动向美国总统和媒体表示了“歉意”。不过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他是向美国道歉，而不是向那些被日本军国主义屠戮的受害者道歉，这又可以看出这种敷衍式“谢罪”的虚伪性。(《世界新闻报》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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