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是直接参与领导我国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1978年以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少数健在者之一。人民出版社新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是杜润老在耄耋之年对他参与领导农村变革的决策和实践的回顾与反思，是作者的亲历、亲闻、亲见。这部著作
1979年初，杜润老奉命重新回到农村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当年对集体化农业的体制应否进行变革，由于受到原有认识的局限，中共高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最为突出的，就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杜润老身临其境，书中有着极其具体生动的记述。
华国锋、李先念和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杜润老说，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润老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但没有说禁止。”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他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还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润老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杜润老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后来，思想也有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初，王任重调离农委，离任前与杜润老恳谈。王任重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杜润老在与李先念交谈后，李也表示：“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此后，三人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老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老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1980年4月邓小平明确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润老说，在1979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是邓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杜润老认为：“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杜润老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
涉及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争论，能像杜润老这样直呼其名，如实记述，确实不易。这是一种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北京日报》5.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