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比我小两岁，30年代初期，我们都向《现代》杂志投新诗稿。主编施蛰存先生来信介绍，徐迟正在燕京大学借读，从郊外来城内和我见面。以后他南下回东吴大学，做了几年通信朋友。
他上教会大学，西装革履，一派洋气，又年少气盛，一心骛新。我是蓝布衫，不学无业，在古书底子上涂抹洋文，被朋友称为小老头
1936年春我到杭州。他来信邀我去南浔他家。他已是大学毕业教中学在家奉母了。我当时翻译《通俗天文学》，还缺一些，便坐在他家沙发里续译。他爱听音乐，有一些唱片。他对我的天文不感兴趣。我对一窍不通的外国音乐倒很想知道，他便滔滔不绝对我谈论。我说，我不懂天文，看书懂了一点便译出来给和我一样的人看。你懂音乐，何不把对我讲的这些写出来给我这样的人看。我在他家住了大约一个月，译完了《通俗天文学》。他开始写介绍音乐的书。我们的书以后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真是少年胆大，敢讲自己不懂的话，做自己不会的事，写自己也不知道明白不明白的文章和书。
徐迟和我做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彼此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同的只是题目，这就够了。两人的话一样，还有什么可谈？彼此都听到不同的话，增长了知识，磨练了意志，这才能彼此都开心，也得益。
有不同才能结合长久而有味。清一色就是清汤，索然无味了，朋友、情人、夫妇，不都是这样吗？ （《倒读历史》金克木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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