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义，37岁，被捕时系南京市反扒联防队员。记者见到他时，作为“1・26扒窃团伙”的三主犯之一，他在看守所里已经做了4个月的绢花，凭他一双灵
在前往审讯室的途中，姚义与一个同样戴着手铐的熟面孔错身而过，那个人，是他4个多月前抓进来的扒手，一个聋哑人。这样的熟面孔，在这个看守所里，不止一个。
抓扒手比做扒手兴奋
反扒联防队员不是警察，有的却往往比警察更会抓扒手。其中的一条原因，是有的反扒队员，前身就是扒手，这些人投诚后搞起反扒，自然比一般人心明眼亮。最初的姚义，也曾是个小蟊贼。
姚义16岁初中毕业后，进了南京市夫子庙闹市区一家有名的老字号餐馆做面点学徒。闲来无事，就和家门口的男孩子们在一起吹牛，其中岁数大一点有犯罪前科的，把偷东西当英雄事迹吹嘘。姚义听得好奇，很快就跟别人一起在汽车上尝试。然而干的时间不长，就被事主抓了。被抓几次，都因为证据不足被放。直到1989年的一天，终于因盗窃被判拘留十天。“那十天太长了！”于是姚义下决心不干了。
还是在做扒手的时候，姚义认识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此人是南京市第一批反扒队员。那时候别的小贼指给他看，说这个人搞反扒的，人蛮厉害，你碰到要躲远点。这些话反而激起了姚义的好奇心。他开始试着给老头递烟，主动找老头聊天，听他讲反扒的故事。“那时候就是非常想跟他在一起，想往好的方面走。”
整个1990、1991年，姚义都沉浸在对反扒老头的迷恋中，同时，他也在上班的餐馆成长为一名出色的面点师傅。
每天早上5点到下午1点，姚义在白案上做菜包子、干丝、牛肉面，与服务员女友眉目传情。下午，疲劳不堪的同事们纷纷倒头睡去的时候，姚义就精神抖擞地追随他的反扒老头上街办案去了。假装漫不经心地走在人流中，打量别人的穿着打扮，看脸和手，最重要的是看眼神，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实践一两个月后他和老反扒都发现，在抓扒方面自己有种天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感觉抓扒手比做扒手还要兴奋一百倍！
反扒队的闪亮日子
1991年，夫子庙派出所把姚义从餐馆借调过来，兼职搞反扒，以免收餐馆联防费作为交换。过了不久，餐馆又将他们的面点师傅要了回去。在1994年，这位热爱反扒的面点师傅代表餐馆出战，还得了全国清真美食大赛的银奖。而另一方面，派出所也并未放弃这个反扒人才，几经谈判，又从饭馆把他要了过来。1997年，姚义成为派出所麾下反扒联防队的队长。
派出所蒋警官清楚记得姚义在反扒队鼎盛年代的赫赫战功，“一年中，姚义带领的反扒队，抓到的光判劳教的扒手就有70个以上。”这位警官曾亲身跟姚义一起在公交车上盯人，“他确实厉害。平心而论，抓扒方面他比好多警察都能干。”
一次，姚义和队友吃过中饭，刚来到街上，在中医医院门口碰到三个聋哑人，是两男一女。就在擦肩的一刻，姚义觉得他们眼神不对，而且相对于破旧的衣服而言，他们背的包太好。于是转头拦下，亮出自己的联防证件，把他们带到中医医院值班室，翻检皮包。在皮包里发现一张外国人的合影照片。三个聋哑人被姚义他们扭送到派出所的时候，值班的警察很惊讶：“嗬，这么快就抓回来拉！报案的还没走呢。”此时，丢包的事主――一个德国人，尚未结束笔录。
2000年，在夫子庙派出所领导的推荐下，姚义获得南京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奖。
如果我是一个警察
姚义似乎对警察，或者说警察的身份有种说不清楚的微妙感情。他和反扒队的队员们，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在派出所一间专门的休息室里乖乖地呆着，翻看值班登记，从警员那里了解案情线索。无论是不是抓贼的事，任何时候只要派出所人手不够，姚义他们都愿意顶上。有时候他们半夜被喊出去抓偷自行车、摩托车的；抓吸毒的、抓可疑逃犯……在一个时期里，“所有现行犯罪我们都抓”。每听到出警的呼唤，姚义就振奋起来，从不感到厌烦。看守人、审问人、押送人，地方派出所每个办案环节，他们都在无数次的亲身参与中纯熟了。
早年姚义的基本工资一个月有几十块钱，抓到扒手，如果判了，每个可领5到10元“奖金”。
姚义的同伴都很愿意跟他一起工作。因为他能第一个发现嫌疑人，然后第一个冲上去抓，别人跟着他总能有成绩。有一次，姚义带着怀孕的妻子到新街口玩，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在汽车上发现两个扒手，姚义让妻子先下了车，而他最后是从派出所回家的。
姚义承认自己一直很想当警察，但只是想想而已，“不可能有机会的。”“那些十几年前都是小伙子的时候认识的警察，现在好多都是副所长了。”“如果我是警察，现在至少应该是副所长吧。”
事业困顿 身心疲惫
姚义的身边，除了警察就是扒手。碰到扒手的时候，他们通常会主动跟他打招呼，言下之意，“你在这里，那我就走了”。
老扒手皮球，1966年生，小学文化。患有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肾病等多种疾病，现保外就医。其父患癌症，妻子身体不好无工作。皮球认识姚义四五年了，是“1・26扒窃团伙”的同案。四五年中，两个人时常在一起打麻将，姚义有时候请皮球洗洗澡。皮球对姚义的评价是：“他人蛮好的，以前碰到就笑笑，他讲面子，从不抓南京本地人。不像有些搞反扒的，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个东西。在地方所的时候，他胆子小，给他香烟，请他吃饭都不要的。到公交分局以后，他才胆子大起来。其实别的反扒队员，人家老早就这么做的。”
为了抓贼，姚义曾经手指骨折，在汽车上被扒手用刀指着，所幸他手快，每一次都有惊无险。他还曾大白天在街上，被扒窃团伙的人持刀威胁。
反扒队的工资不高，从最初的一月几十元，到现在的一月500元保底，抓一个扒手发200～400元，始终在最低的城市生活水准上徘徊。但对姚义来说，为了自己的一份兴趣抓贼，危险也好，低收入也好，都不是促使他蜕变的真正理由。
使他心思蠢动的，是一些很软、很慢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来自于他最熟悉的两个群体：警察和小偷。
这边，过去在一起的小警察一个个地做了副所长，而他连自己的养老金在哪都不知道；那边，过去抓过的小偷，在一次次的抓抓放放中穿起了名牌。“小偷的样子总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协调，以前的小偷穿得破破烂烂，可是看看那些小偷近来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个社会是真的富裕了。”
2000年的见义勇为奖似乎是姚义反扒生涯中的一个拐点，那年他30岁。之前他是英姿飒爽的反扒队员，之后的他，只是一个事业陷入困境的中年男子。“以前好抓，一个月可以抓五六十个，现在不好抓，一个月也就一两个。一是认识的人多了，一认识就没法抓了；二是扒手的法律意识更强，以前叫他们认罪很容易，现在都不承认，抓了只能再放。2003年，原来派出所的领导换了，新领导带来了自己的一拨人（反扒队员）。我们老队员不被信任，就干脆离开了。”那以后，尤其是近一年间，姚义身心俱疲，情绪降落到低谷。
三个望风的前反扒队员
这时候出现在姚义视野里的一个坏榜样，终于完全颠覆了他的生活。这个人叫陈老大，“1・26扒窃团伙案”的主犯。陈也曾当过反扒队员，抓贼的技术远比不上姚义，但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和扒手合作扒窃，是名副其实的贼头。也因此早被公安机关清除出反扒队伍。
在陈的朋友开的麻将档，失意的姚义、老杨开始和陈老大熟悉起来。就这样，姚义和老杨一起，默默接受了陈老大的邀请，各带几个小贼组成了扒窃团伙。
每每“干活”时，小贼负责扒窃。老杨、姚义、陈老大负责望风、接赃。陈老大统一销赃后，所得三七开，三个望风的前反扒队员得三，小贼得七。扒窃的地点是公交车，目标是手机。
这个团伙的活动开始于2006年12月，结束于2007年1月26日。其间姚义共分到赃款一两千元。
1月26日下午4点多，48岁的陈老大穿蓝色羽绒外套，腿带护膝，骑车出现在101路公共汽车箍桶巷站对面。姚义、老杨在站台逡巡。老二、皮球、小孩、张子在车门处挤上挤下。
“车进站，我看到老二挤过去了，很快又从上车人群中回来，走到我面前问我，陈呢？我说，可能在对面。老二拿出一部黑色手机给我。我到马路对面给陈。又去站台望风。5点多，张子给我一部摩托罗拉灰色直板手机。这时我看到上车人群中有个20多岁穿黑衣服的女青年，耳朵上有耳机，线一直挂到上衣外上口袋，小孩眼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小孩就下手了。后来又接到皮球、小孩等传过来的，共有5部手机。”姚义说。
4点他们在箍桶巷站。6点到中华门站。7点半，所有的人全部回到中华门内开房的宾馆。那天他们所有的行踪，都在警方的密切注视之下。在宾馆门口，警方抓获了正在停放助力车的陈老大，从后备箱里找到12部手机――当天他们两个多小时的收获。
几分钟后，在220房间的姚义只听得大喊一声：“不许动，我们是公交治安分局的。”几个认识的民警铁青着脸闯了进来，其中一个年轻时就跟姚义相熟的，现在是副队长。这一天，恰好是姚义的生日。姚义不知道，自己和陈老大混在一起的第一天，就被盯上了。为了等一个抓捕的机会，警方已经秘密监视了他们一个多月。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19期曹红蓓徐青果文插图向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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