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远少于美、苏、英等国。这样的奇迹是如何产生的？40年后，几位专家讲述了一些历史片断。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一位专家曾说，不能否认我国第一颗原
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回忆，年轻的科研团队先后设计了几十种方案，但常常是刚提出来又被否定了，所以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计算繁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因此，他们只能经常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参数，认为这个参数非常重要，但又怀疑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因此需要验证。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为这件事情想了好几天，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抓着夫人的手大声喊道：“有了，有了，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弄得睡梦中的夫人莫名其妙。长时间的艰苦思索和计算，使于敏在梦中突然来了灵感，获得了突破！
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上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时条件有限，上海那边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出门都是自己带着铺盖卷。当时计算机要用计算带打出结果，非常繁琐，而且计算带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装。
在这种条件下，从1965年9月起，经过100来天的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上海，并请大家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
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都不过30岁出头。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90％！
“技术民主”催生研制速度
“技术民主”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鹰翔说：“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鹰翔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大讨论中，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智慧的想象，引发好多科学思想的火花，一些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新的设计思想，包括氢弹的原理都是在这种讨论中取得突破的。“这种充分的技术民主使人们的心情非常舒畅，而且把大伙儿的智慧都凝聚起来了，把大伙儿的创造性、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当年曾任青海核试验基地221厂厂长的王菁珩说。（《中国青年报》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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