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他经历了四个时期：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每个时期的周扬，都很不相同。
上海风华
1991年，前“剧联”负责人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30年代初的周扬做了一番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
随后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依赖周扬。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周扬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赴延安。也正从这一刻，周扬进入另一种角色。
在延安
初至延安，周扬并不引人注目，甚或有些寂寂然――他被安排的位置是边区教育厅长，跟如火如荼的延安文艺无关，而且这是一个闲职，一呆两年多。他重新回来，是1940年出任鲁艺副院长。
先前，鲁艺只是一个干部学校，经他之手，两年之内鲁艺脱离培训色彩，俨然是一所造就专门人材的艺术院校了。华君武说：“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这种加强，就是正规化，是“大、洋、古”。
鲁艺学生程远回忆，鲁艺内的“学术空气”曾经是很浓的。“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是坦诚相见，过后仍友好相处”。他认为“这与周扬同志办学的民主作风有关系”。
周扬没有觉出他的办学方向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关门提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鲁艺和周扬。《讲话》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
1942年9月，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正式和全面否定鲁艺以往的工作，承认所犯错误主要有：搞专门化、正规化，脱离实际，关门提高，对现实主义理解是片面的、非历史主义的。这是第一步。
幡然猛醒的周扬，迅速改造鲁艺。鲁艺最早发掘秧歌这种民间形式，并找到以革命意识形态对它加以改造的成功之路。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推出《兄妹开荒》，毛泽东看后认为很好，连连点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除秧歌外，鲁艺拿手的还有快板、狮舞、旱船、推车等。这是第二步。
此后，周扬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此书重新编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权威阐释者的谱系，正式把毛泽东加入到这一谱系之中。此举很受毛主席的欣赏。这是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三部曲之后，周扬又成功领导和组织创作《白毛女》、成功树立赵树理为延安文学典范（提出“赵树理方向”），进一步向毛泽东文艺话语体系的主要代言人地位逼近。
十七年
共和国建立后至“文革”开始，周扬一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二号人物；作为分管文艺的副部长，他在文艺界则是最高领导。
直到“文革”，周扬在仕途上脚步总的来说是坚实的。尽管如此，他仍发生过很大的失误。那不是他不尽责，而是他根本没能意识到。突出的例子，是对《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挨批评后，撤掉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张光年：《忆周扬》）类似的有“问题”却看不出的事，不止一次。我们发现虽然十七年中他在历次文艺界“斗争”中主其事，但历数之，几乎没有一次是他主动、提前发现“问题”。他的好处是最高层指示他能忠实执行，不足则是始终不能率先侦察到“敌情”。
在他通常的凛然端严之外，还有一种必须被捕捉到的表情――犹豫。此词在这里含义比较复杂：不坚决，惶惑，不忍，勉强，不解，疑问……可能都有一点。华君武说：“（对反右）周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我知道有好几位党内外的美术家都岌岌可危而未被定为‘右派’。”
1961年至1962年间，鉴于“双百方针”贯彻不利、破坏严重，聂荣臻组织制定《科学十四条》，其意义相当于给科学立法。周扬受了启发，决心搞文艺条例，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八条”。定稿后，周扬“高兴”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我读到这句话，不由大惊――原来周扬心中对于纠“左”也是“有志乎此久矣”。
最后的身影
对周扬，有人嫌他左，有人则指责他右；而他究竟是左还是右呢？依我看，周扬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是20世纪中国的一种常态，它来自于矛盾、徘徊与困惑，诉说着价值判断和选择上的两难境地。
这是一种精神困境与矛盾。
“文革”后，周扬在某些人看来大约滑到“右”的方向上去了。更多的人，则为他这新形象喝彩。他由于“异化”问题文章遭受压力的同时，也赢得从来没有过的声望和赞誉。
他为什么会想到研究“异化”问题？这样一个问题，由这样一个人去触及，特别值得深思。许多人把这看成“现身说法”，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说：
作为悲剧人物，没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异化”要了他的命。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
他借“异化”问题向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稍稍走近了一点。真诚的生命是一个觉悟的过程，它属于历尽曲折、最后能够让目光寻找到光明所在的人。我认为周扬最后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的。（《中华读书报》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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