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喀斯特”和“开平碉楼与村落”在第三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相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的“世界遗产”成员发展到35个，荣膺全球世界遗产第三大国。
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和有关专家提醒，世界遗产没有终身制，如保护不善，即使被列入名录也将被“清扫出库”。“为了不让‘申遗’变成‘损遗’，当前
误区一：重申报，轻保护
【现象】近5年来，各地申遗热情持续高涨。“申遗”成为一些地方干部工作日志里的大事要事。100多个预备项目正急不可耐地等待在“申遗”的门槛外，“申遗”主管部门依旧门庭若市，众多不在编的“后起之秀”还在削尖脑袋试图挤进“预备役队伍”乃至“正规军”。与此同时，高速公路从长城上飞快碾过，平遥古城的部分墙体在风雨中坍塌，小桥流水的周庄充溢着猪肘子味，……
一方面不遗余力大造声势，不计成本地将申报项目进行包装；另一方面却是对“申遗”成功的项目漫不经心，人为破坏现象日趋严重。
【点评】“申遗”前后的极大反差，不只是少数干部追求政绩的表现。遗产地丰厚的经济回报，使人们趋之若鹜――只要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至于花费多少钱，会不会导致环境破坏、文物快速毁灭，也许并不在考虑之列。“申遗”成功后，应景式的保护没有了，承诺也化为乌有。在“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下，旅游业急速发展，门票收入越来越高，遗产保护的承诺却弃之脑后。
误区二：重利用，轻管理
【现象】安徽黄山在“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洛阳龙门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入遗”第二年就达到2700万元；去年刚刚“申遗”成功的安阳殷墟，一年之内门票收入暴涨一倍，还不算其他附加产品的消费、不时来自联合国组织的经济资助等等。“申遗”成功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让一些正在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的地方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一些地方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遗产地周围大造宾馆、度假村等旅游服务设施；老城区集体翻新，原住民全部搬出，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几条旅游仿古街。
【点评】许多地方把世界遗产的年久失修等同于寿终正寝，借维修、整治名义进行大拆大建，完全违背世界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原则，抛弃了千百年来积累的历史文化价值。支配这种短视行为的动机还是“利诱”――世界遗产修复要投入，拆旧建新能获利！竭泽而渔的开发和改造，给世界遗产的长远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误区三：重小我，轻大局
【现象】自然遗产中央一级管理单位是建设部，文化遗产“最高长官”是国家文物局，主要的权力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都下放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管理往往局限性很大，从自身利益考虑得较多。此外，许多世界遗产地，国家每年几乎没有拨款，需要自筹自支，有的风景区连起码的厕所都盖不了，只好用门票收入补贴管理费用。
【点评】旅游部门有旅游部门的考虑，文物部门有文物部门的考虑，建设部门有建设部门的考虑，地方有地方的考虑，大家的屁股，长期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建议由国务院出面，成立一个协调组织，把遗产保护和利用统筹起来，各部门联手，变被动保护为积极保护。（《人民日报》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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