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喜雨心中的一泓清泉传递有句话常挂在嘴边要说爱你不容易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季节行走在消逝中怀想天空诗意地生活
一步与一生必须跨过这道坎我能
这首正在网络上流行的情诗，其各行文字，分别是今年京、赣、粤、津、鲁、闽、浙、苏、沪、辽等地的高考作文题。
在笃信“文以载道”的中国，在决定千万青年命运的高考考场上，作为所有考试科目中分值最大的一道题，高考作文题在过去30年间持续引发着全社会的关注。
一步与一生
1977年12月10日，北京市密云县考生刘学红走进了恢复高考后的考场，拿到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刘学红把过去一年多的插队生活在脑海中整理了一下――11个人的知青小组在生产队的林业队专门种树、管理果园，那些刨树坑、施肥、采摘的劳作，还有春天漫山遍野的桃花、杏花。她提笔一气呵成。
两个月后，刘学红的考场作文上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纸和新闻摘要”也播了。大家都说刘学红上大学肯定没问题。
果不其然，她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好成绩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这篇得了几乎满分的作文，为刘学红带来的还不止于此。
“刚上学时我挺引人注意的，尤其是七八级，好多人把我那篇作文当作范文背熟了。直到毕业后去南方的高校采访，还有人记得这件事。”刘学红回忆说。
刘学红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中青在线CEO(首席执行官)。
“毕业时我第一志愿就是《中国青年报》，同时竞争的同学至少有五六个，而单位只要两个人。我估计因为有那篇作文，毕业分配时也沾了点光。”刘学红说。
作家邓贤参加高考时，已经在云南德宏陇川知青农场度过了六年零五个月的青春时光。他打着赤脚，从工地跑到考场。“我写了七年多日记，特别渴望有一个展示的机会，憋得就像等待喷发的火山。拿到题目我脑子一亮，觉着这题目就像为我专门设计的一样。”
邓贤拿到的是任选其一的两个作文题――《青松赞》和《攻书莫畏难》，但急于“喷发”的邓贤把两个题目都做了。“我写《青松赞》没打草稿，70分钟就完成了。《攻书莫畏难》是叶剑英的诗，我当时情绪很饱满，写了篇议论文后又做了一首打油诗。”
后来，邓贤的高考作文《青松赞》在《云南日报》刊出。“登了三篇，其他两篇的作者是工人和应届学生，我那篇的篇幅最长。”邓贤记忆犹新，“这三个人里只有我进了云南大学。写作课上老师把我的高考作文作为范文，读起来喜气洋洋的，表扬我们这届很有才华。”
一直怀揣作家梦的邓贤没想到，自己广为人知的第一篇作品竟是高考作文。“这么多人学习，给了我荣誉和信心，让我觉得当作家的道路明亮开阔。”
广东潮安县?溪公社考生陈平原1977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也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一开头他这样写道：“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后来，陈平原成为北京大学教授。
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平原曾说：“这是一篇并不出色但影响很大，乃至改变了我整个命运的短文。15年后重读当年的高考作文，颇有无地自容的感觉。”
“不喊几句口号就感觉没写完”
“从此，我跟着满面春风的老支书开山造田，再也不用担心‘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从天而降……从此，我跟着兴高采烈的农业技术员学嫁接，再也不用担心‘白专’的棍子横扫而来。”
同样是以《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为题，《作文导报》副总编张伯华当年的高考作文写的是小清河畔的劳动生活。这篇作文，和另外24篇同题作文一起，被参与1977年高考阅卷的教师赵丕杰选编成书。
尽管张伯华认为那一年“大家的作文都特别相像，其实都是《人民日报》社论的缩写，充满浓郁的政治气息，凸现时论性”，不过他的文章还是很有文采。
由于时间紧迫，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尚且没有能力统一出卷，而各省市的作文题目却都带有相同的时代痕迹―――上海卷《在抓纲治国的一年里》，广东卷《大治之年气象新》，有人回忆说“不喊几句口号就感觉没写完”。
“很多考生都是乡下摸爬滚打出来的，即使出一道政治色彩不浓的题，学生也会往政治色彩浓的方向靠。”曾任北京市一中副校长的刘起增说。
随后两三年，高考作文里，“抓纲治国”、“人心大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处处可见。“当时信息管道有限，大家说的话都一样。”
张伯华认为，那时思想性是第一位的，作文中体现出的价值观和道德指向非常明显。
上世纪80年代，高考作文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去。以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高考作文体现出了对社会责任感的较高要求，随后，环境污染、经济体制改革等话题也登上了高考作文试卷，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考生往往能很快切题。
张伯华回忆说，那时的口号也都变成了“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国兴我兴，国荣我荣”。在那个全民激情澎湃的年代，学生们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
从1982年到1999年间，刘起增看到的则是一个与中国社会转型同步的作文题转型期―――高考作文题虽然不再直接涉及政治，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担着印证政治信念和德育教育的职能，同时作文题的意韵、情趣、哲理渐浓。
小题目 大空间
1999年全国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成为新标志。“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科幻意识复苏了，通过全国瞩目的高考把青少年乃至全社会的目光引向了科学和未来。”刘起增说。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随后五六年，话题作文占据了高考作文的舞台，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选题目，“这对学生是大解放”。
随着社会心态的开放与包容，高考作文渐变为“小题目大空间”，展现学生对生活的思考和体验成了高考作文命题的一个方向。
刘起增告诉记者，现在高考作文题更加注重思辩哲理性和立意上的多样性，答案不再非此即彼，立场单一，打破了一元论的价值观；此外，题目也越来越“时尚”，总能涵盖时事热点。
事实上，高考作文题在恢复高考不足10年时就已不再是“一统天下”――1985年，上海首获自主权，实行单独命题，那年题目是“参加成语‘知足常乐’的讨论”；1987年，广东省自主命题，作文题目为“‘借书规则’实施之后”。
近四五年来，分省命题大规模实施，全国的作文题从2004年的15套增加到2007年的19套。
自主命题打上了很强的地方特色印记。广东经济发展快，人口流动大，加上当地方言又比较多，用方言沟通会有很多不便，2004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是“语言与沟通”；2005年上海高考以“忙”为题，大都市意识相当乍眼；而对于今年上海的作文题“必须跨过这道坎”，也有评论说，“反映了经历社保案等多重危机后上海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脑际有星河宇宙，笔底有万倾波涛”
多元与宽松，还体现在对高考作文的评价尺度上。
刘起增说，高考作文“开始重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了”。他举例说，《水的灵动，山的沉稳》（2004年江苏卷）和《一枝一叶一世界》（2005年浙江卷）标题语言就非常美，“不再是考察思想，而是逐渐回归到对写作水平和内容的考察。”
2001年，从南京杀出一匹黑马，来自江南水乡的考生蒋昕捷以文言文《赤兔之死》轰动全国，虽然招致各方争议，但这篇文章最终还是成为全国第一篇以文言文获得满分的高考作文。
两年后，陕西一考生另辟蹊径，写出一首现代诗歌《无题》，这篇仅有209个字的作文也获判满分。
文无定评，但满分作文却越来越多。有人说，这和阅卷尺度放宽、允许满分作文有缺陷的判卷标准分不开。
北京市四中语文老师连中国2003年还在北师大附中任教，他带的某一班级里出了7名高考作文满分学生。他告诉记者：“语言的内在核心是思想和情感。学生首先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能把对国家民族的忧思内化在文章中，不能内心就像一条干毛巾。”
执教多年的连中国说，据他的观察，现在高考命题注重才、学（积累）、实（对问题透辟的看法），语文题和社会热点是“似有还无”初恋关系。高考作文越来越广阔开放，越来越靠近学生的内心世界，“这跟时代潮流对个性的尊重分不开，高考作文包含了社会对主流文化的思考。”
“高考作文是一个学生活到18岁总价值最璀璨的实现，是由少年时代进入到青年时代的检测。”连中国要求学生“脑际有星河宇宙，笔底有万倾波涛”，因为“读书人不能脱离肩上的责任”。
连中国说，文章要想充满博大的气象，人也应该首先是博大的。“但现在这种文章在满分卷里并不多。”
(《?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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