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著名学者葛剑雄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此前他的身份是该校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的足迹遍及七大洲，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动向的人文
记者：你与图书馆是如何结缘的？
葛剑雄：我小学五年级前在一个小地方，当时叫吴兴县南浔镇，镇上有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楼等好几家大藏书楼。但等我念小学，嘉业堂藏书楼不对外开了，有些藏书楼也烧掉了。因为学校图书馆的书很少，我很难借到书。
1957年，我进了上海的初中，按规定初中生可以到上海图书馆看书。我进初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图书馆，我走进去就想：地方这么大，书这么多，来不及看啊！当时初中生只能在里面看、不能外借，我一有空就去那儿看书，有些文章都在那儿抄，回来背。
过了几年，我想办法用人家的名义搞到一张外借卡，每次得人家写委托书、盖了章我才能借书。我记得当时图书馆外借部在南京西路、石门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我有不少书是从那里借来看的。初中时有一次我想看历史书《三国志》，图书管理员以为我要看《三国演义》，我说没错，他觉得很奇怪，给我拿了。
1978年我考上复旦研究生，那时家里不像现在，没什么书，除了上课我几乎都在图书馆。学校宣布任职决定时要我讲话，我说，我一生受惠于图书馆。
记者：在海外知名大学，图书馆承担怎样的职责？
葛剑雄：一般来讲，学校对图书馆馆长的工作较看重。作为一所大学，即使经费困难，也会优先保证图书馆，很多书籍需要长期积累，并非有钱就能买到，时间越长，书的价值越高。图书馆的更进一步的功能是主动提供信息。如果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起的作用好，对学校的研究、教学肯定是很有利的促进。
记者：过去传统社会的图书馆馆长，必由当地有声望学者担任，此传统已渐消失。有人甚至认为高校图书馆馆长是闲职一个。对此，你如何看待？
葛剑雄：首先，高校图书馆的意义已远超出借书、还书业务，高校的书应是全面的、系统的，这体现了一种知识结晶、一种文化。
其次，现在有数字化文件传递，图书馆对研究人员的作用应更大。你需要的文献，无论在北京、台湾、香港，还是美国哪座城市，我们都可去调。我们文科教师常抱怨要花很多时间搜集
资料，这种情况逐步在改变，很大程度就靠图书馆用什么方式为他们服务。
再次，图书馆应进行学术活动，是学习、研究之地。世界上一些好的图书馆有供讨论、个人研究、举行公共活动的地方。因此，大学图书馆备受重视，哈佛大学真正的图书馆馆长规定只能在哈佛最有声望的几位教授中挑选一位担任。除有形书籍外，图书馆还应作为无形知识象征，陶冶学生性情。以前我们国家、地方图书馆馆长都由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这些年不大注意了。
当年蔡元培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图书馆的方针是，“图书馆已不是藏书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机构”。当然，当初跟现在条件不同，现在的信息爆炸，图书馆要帮大家掌握资讯。图书馆的未来将经历很大转折。(《新民周刊》2007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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