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月盛夏，上海、武汉等城市的空气中尽是腾腾的热气，当然还夹杂着城市的喧闹和燥热。烈日下，有一群顶着高温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他们来自农村，建设着城市，他们就是农民工。
“我们不干谁干？”
8月5日是星期天，上海35摄氏度以上的持续高温进入第二十六天。
今天这一趟主要到田林新村，老社区没有电梯，全靠肩扛手提爬楼梯。才送了三四家，邵宽利的衣服裤子几乎完全湿透。“早晒透了，不用帽子，不需要擦汗，连厕所都不用上”。当记者感叹送水工的辛苦时，邵宽利憨憨地笑着说：“我们读的书少，为了生活，苦点累点没什么。”
在武汉，气温同样攀升到了36摄氏度。马路上行人稀少，环卫工人柯三珍正顶着烈日一丝不苟地扫着马路。
“就夏天上午这班最累，居民生活垃圾最多，什么菜叶啊，瓜皮啊，气温高，烂得快，那股恶臭闻得人都想吐，可是没办法，我们不干谁干？”柯三珍说。可让她无奈的是，很多人对他们并不理解。有些路段夜晚开“大排档”，垃圾扔得满路都是，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去清扫，请老板挪挪桌椅，老板不感激反而骂她们碍事。
“能省一元是一元”
中午时分，邵宽利和工友们聚在一起吃着自带的饭菜，喝一瓶市场上最便宜的啤酒，在水站的小房间里吹会儿空调，互相开开玩笑，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尽管饭盒里没见什么肉腥。“现在肉太贵了，送10桶水还买不起1斤肉，不能总吃，晚上回去老婆偶尔会做点肉，不吃也不行，没劲儿。”邵宽利说，“挣钱太不容易，平时能省一元是一元”。
柯三珍儿子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为了孩子上学，她家已欠了亲戚四五万元的债，儿子平时就靠学校每月400元的补助生活。所以为了省钱，柯三珍每天的菜钱只有一两元，全是青菜。
除此之外，“住”的问题也很令他们头疼。邵宽利和妻子在棚户区租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260元，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台旧电视机，几个板凳，再摆不下其他东西。暑假里一对上初中的儿女都来了，小房间里挤不下这么多人，邵宽利每晚都到老乡那里打地铺，天气太热干脆就睡在外面。这个夏天一家四口在上海团圆，邵宽利特别开心：“好像腰酸背疼都轻了。”
“大城市我们是留不下的”
邵宽利夫妻俩每年都会给老家寄回约5000元，这样的收入远远高于在家种地。“多攒点钱回老家盖个小楼，大城市我们是留不下的。”在安徽老家盖个房至少也要10万元，这一数字对夫妻俩来讲已是天文数字，还不知要辛苦多少年。
“就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看他们不认真心里急呀，可我们一年到头都管不了他们几天。”邵宽利一脸无奈。
“想过把孩子带到上海来读书吗？”
“想也白想，找不到合适的中学接收，我们也负担不起。再说，这么多打工的，孩子都来，上海受得了吗？”
记者离开邵宽利的小屋时，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说了一句话：“咱国家这么大，人那么多，也没那么大财力，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么多问题，赚钱是要辛苦的，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更好。”这种理解，这种豁达，让记者这样的城市人汗颜。
8月5日晚上，上海下了入汛以来最大的暴雨。成千上万的邵宽利们一个多月来终于可以凉快地睡上一觉了，第二天迎接他们的，仍然是滚烫的马路、沉重的车轮和向上的台阶。（《人民日报》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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