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班会赵 鹏摄 孩子们灿烂的笑容洪进京摄
在西海固，我成了“万金油”老师
2005年8月，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厦门大学第七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我和八名队友辗转十余天自祖国的东南海岛奔赴大西北腹地，来到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评为“地球上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宁夏西海固。
我被分配到西海固地区海原县西安乡中学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学校逐步把越来越多的任务分配给我们支教队员，到下半年，我已经担负起一个年级的生物老师、两个年级的体育老师、三个年级的文科辅导老师的教学任务，同时兼任政教处副主任和团委辅导员。这让我常常被同样为教师的父母戏称为“万金油”老师。
西安中学是一所乡级初级中学，学生大都是来自于附近乡村的孩子。由于老师一个一个被调走，西安中学刚刚撤销了苦苦支撑数年的高中部。学校很多房子是上个世纪50年代盖的黄土平房，早已摇摇欲坠，不能使用。学校把教师们都安排在教室休息，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大家把桌子搬成几排，就在上面酣然入眠了。孩子们的宿舍更是狭小，由于回家大都要经过漫长的山路，所以住校生很多，所有学生都生活在“通铺”中，四五张床板连在一起，上面排骨挨排骨地睡上八九甚至十来个孩子。一个窄小阴暗不通风的学生宿舍，常常睡着十几个乃至数十个孩子，长年弥漫着让人感到窒息的酸腐味道。
初到西海固的日子，几乎每个支教队员都经历了上呕下泻的洗礼，每天三顿大致不变的干面片在改造着我们的消化系统。渐渐地，我发现许多当地人是习惯于每天吃两顿饭的，而我的一些学生，一周仅带五个馍馍的口粮，一天啃一个。他们每次虔诚地吞着干燥粗糙的食物时，我这个成年人再没有理由不对自己手中这块干粮馍心生敬畏了。
西海固地区年降水量不过300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我抵达海原县的时候，附近一些地方已经一年多没有降雨了。西安中学全校700多名师生全部的生活用水，都依赖于每周拖拉机从外地运来的一罐水。这罐水储藏在学校唯一的水窖里，定时供大家饮用。在西海固行走，向淳朴的山民讨干粮馍吃或许不是什么难事，问他们要口水喝却着实让主人犯难了。
家访让我真正明白了孩子们的处境
每到周末，我和队友们便准备好行囊，徒步走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到西安乡各个自然村去家访。家访路上断粮断水是家常便饭，遭遇沙尘暴而迷路也时常发生，有时候甚至要靠地上的羊粪疙瘩来认路。2006年5月的一天，我和队友照例到一个叫范台的小村家访。我们清晨5点多出发时气温还在零上10度左右，行至早上10点多时，天气骤变，风暴袭来，五月的西海固居然下起鹅毛大雪，气温急剧下降至零下十几度。我俩几乎瞬间被冻僵，只能硬着头皮在冰天雪地里喘着粗气快步疾走。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迷失方向，当敲开学生家门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如雪人般颤抖不能说话了。
初二学生马国开，一个在物理方面很有天赋的孩子。一次，在饿极了的时候，他在我的房间偷偷拿了一把食物，正好被我撞见。我痛心疾首地责问他，他没有辩解，也没有委屈哭泣，只是默默说了声：“老师，对不起。”直至去过他家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一直与哥哥一起生活。他住在如残垣断壁般的黄土房子里，值钱的家当不过是一株梨树，数只瘦羊。当他们家人从树上摘下梨子招待我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下咽。
康娟是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写的作文很有灵气，跳绳比赛还得了第二名，是大家都喜欢的“小土豆”。我问她每天上学要走多久，康娟想了想说，40分钟吧。一个周末，我和队友到她所在的北坝村家访，足足走了两个小时。她没有父亲，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正从外边捡发菜回来，一脸灰尘一身黄土，小手上是一道道血口子。我一边揉着酸痛的大腿一边问她：“你不是和老师说40分钟就能到吗？”康娟一脸紧张的神色辩解道：“老师，真的，是真的可以的，我没有骗你……”又顿了顿道：“我每天都是一直跑着上学的，早上五点多出发，四五十分钟能到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1米4的小姑娘面前如此渺小。
老师，请千万不要忘记我们
张卫财，初二（1）班的学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人吸着鼻子蹲在墙根翻书。他成绩不是很好，体育却很有天赋，能绕着学校几百米的土场连跑二十几圈还大气不喘，我特意让他做了体育委员。我在政教处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档案里有他偷盗和打架的记录，学校给他记过一次。从此，他很少在墙根翻书了，我好几次在和他踢完球后想问问他的心事，他都淡淡笑着低头不说话。一天晚上11点多，有人敲我宿舍的门，我打开门，发现张卫财站在门口，他低头很久一句话也不说。我问他怎么了，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老师，我两天没有吃饭了，您能不能借我一块钱？
后来，我听说他上次是饿了好几天，忍不住摘了乡亲的蔬菜生吃，被抓住后一直有同学说他是小偷，他忍受不了，挥拳相向，才有了记过处分。第二个学期，张卫财再没有来上学，老师、同学甚至他的同胞弟弟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就如一颗砂粒消失在苍茫的天空中。我一直自责没有来得及去他家家访，不断打听他的消息，却没有任何线索。2006年6月的一天，我偶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是张卫财！电话那头，他泣不成声：“老师……我想你，想学校……”我着急喊道：“张卫财，你在哪里？快回来吧……”电话却挂断了。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我和孩子们熬过了没有暖气的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走过了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肆虐的春天，也到了离别的时刻。关于离开，我一直不忍心告诉孩子们，懂事的他们也似乎心领神会地从不追问我。
那天早上，课程表上没有我的课，我请求学校再让我上了四节课。上完课我咬牙低头匆匆走出教室后，眼前早已模糊，透过朦胧的视线，我看到操场上站满了人―――老师，老乡，我的孩子们。老师和孩子们静静地帮我把行囊拿到车上，我的心如刀绞，脑子早已一片空白，车轮无情地驶出学校，孩子们在车后面哭泣着，绝情的汽车却拐了一个弯儿，把一切埋藏在茫茫黄土之后。趴在车后窗的我浑身颤抖，捂住嘴巴，拼命不让自己失声痛哭。
在西部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一个场景。那天很晚的时候，一个孩子叩响了我宿舍的门，他看着我说，老师，您有一天要离开了，走了以后，请不要忘记我们，请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说完他便扭头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的眼神。(《光明日报》9.10叶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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