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1963年才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在后来撰著的《孔子传》中，钱穆更是明确地希望读者借助此书，继而“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认为读了此书，就以为“对孔子了解尽其能事”。其实朱自清写《经典常谈》，也是同样的用意，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条船，借它“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钱穆和朱自清都认识到，经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它们的意义是让读者亲近经典，接触经典。经典的普及不是把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为当下实用的知识，而是充当灯塔和航船，把读者的心灵引入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中去。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怀抱着如此庄严崇高的宗旨，下笔临文时自然不会苟且轻慢。
也正因为此，他们也就不会随便迁就和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不会为了书的好卖而牺牲了经典的尊严。钱穆在写《论语新解》的时候，本来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话，然而写了四分之一就后悔了，推倒重来。因为《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如果全用白话来阐释宏深的义理，一味追求浅显，就像“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所以最终改成了浅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结尾，用白话对全文做一个翻译。
自然，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对经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与口。有如此的热忱，又有如此的学力，《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才成了新的经典。只是如今，有心、也有能力做这样工作的学者，已经很难见到了。
关注青年的人生问题，给他们以切实而不肤浅的启示与指导，是现代学者的优秀传统。上世纪20年代冯友兰就曾出版过《人生哲学》，并被列为高中教科书。朱光潜留学英国的时候，即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而在青年学生中享有盛誉。几十年后，它们仍然没有失去对青年人的吸引力。1956年，后来成为著名语文教育专家的商友敬在一家旧书铺里与它们邂逅，站着一口气读完，“从那时起，我就自以为懂得了一点什么，敢于在同学中间侃侃而谈了”。
在那个战乱频仍、干戈扰攘的时代，从铁屋子中觉醒而又苦闷于前进道路的青年，他们并不缺少精神食粮。而这些试图为青年的人生问题寻找安顿之处的书籍，也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速朽，没有像我们今天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人生哲学”、“心灵鸡汤”般很快地成为明日黄花。
这或许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是那一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这些面向一般青年读者的著作中，同样凝聚了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切身的人生体验。惟其深厚而不浅薄，惟其切身而不空泛，它们的生命力才如此持久。
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在对青年的关切和祈盼中，包含着对整个民族的关怀。对青年的指示和引导，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的复兴与重建，意味着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塑造。出于这样的责任感，中国现代学者为一个时代的青年的教养，打下了坚实的底色。
如今这个时代呢？（《中国青年报》10.10季剑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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