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人员为周恩来总理介绍人民大会堂方案
从竣工那天起，这座庄严雄伟的建筑就在中国人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只是我们往往更关注那些发生在其间的不
要讲大会堂，先从天安门广场说起
天安门以前是丁字形的封闭广场:“丁”字的一横是长安街，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作为两端收口，清朝又在这两座门外建了东西“三座门”；“丁”字的一竖是南北走向的千步廊，最下面那个“勾”则是正阳门北边的中华门。明清两代，戒备森严的广场被形象地称为“天街”，百姓若想涉足其间，只有每年霜降日前，死刑犯会被带入长安右门之内等待处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着手打通天安门广场: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拆除千步廊，用拆下来的木料建起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南墙上南长街、南池子两个门洞也是那时候被打开的。那次改造后，东西长安街正式沟通，天安门广场由“封闭型”变成了“开放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广场又经历了几次“微调”:东西三座门以及长安左、右门被相继拆除，原为国庆阅兵临时搭建的观礼台被改为永久性建筑。比较大的一次动作是在1955年，随着东西两侧的红墙被推倒，广场面积一下子扩出了将近1万平方米。
新广场的规划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55年末。此后几年间，“都规委”陆续拿出了10种广场规划方案。只有1号和6号方案为大会堂预留了空间――却放在了南长街的南侧对景上，正是今天国家大剧院的位置。
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设计出多种方案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大建筑”就这样产生了，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北京站和民族饭店，将近50年后才竣工的国家大剧院却赫然在列。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十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三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在他们的名单上，人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它们的设计与广场规划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汇报广场规划时亲自定下来的；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则为180米。
500米×800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五个巴黎协和广场、四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四十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内做设计，整个世界建筑史上根本无章可循。
广场规划刚一启动，“都规委”的副主任佟铮就把一位解放军军官带到了规划局。此人名叫辛毅，是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指挥过国庆游行。辛毅给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广场和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住60吨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任何“沟沟坎坎”。
西单与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和经过天安门的电车轨道均被拆除，长安街边所有的架空线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就此诞生。
建筑师们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七种方案。规划局把这七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委秘书长的贾星五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接到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使广场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西边是大会堂，东边是合二为一的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今天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更多的是有赖于大剧院的“成全”。
外交部礼宾司的意见使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从初稿到定稿，设计方案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
7万平方米，就算只做一个万人大礼堂，平摊到每个座位也不过是7平方米的面积，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更何况还要建大宴会厅和常委会办公楼呢？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
周总理选定规划局的方案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刘仁亲自找到他，提出了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解决了此前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
1958年10月14日，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总理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刘仁的筛选，当晚10时，共有三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中选。
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北京日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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