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4日，大会堂工程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一个意外的发现竟成了大礼堂的“救星”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
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张?的家世颇为不凡，他的父亲就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广州起义的起义军攻破总督府之时，张?刚刚出生半月，多亏革命党不伤妇孺才逃过一劫。长大后的张?并没有如父亲一样从政，而是拜在了建筑大师杨廷宝、梁思成等人门下。我们今天说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张?的作品，除了人民大会堂之外，还有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
为赶在十周年大庆前完工，大会堂是“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
大会堂刚一动工，当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对大礼堂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礼堂的一层，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设施。
张?打开总理审定的那张设计图，马上发现彭真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图纸上，万人大礼堂被设计成了圆形，按每个座位最少占0.9平方米计算，大礼堂的第一层最多能容下2750个座位，与彭真要求的3500个相差甚远。
张?立刻拿起图纸找到赵冬日，想商量着在大礼堂的形状上做些修改。赵冬日的回答却给了张?当头一棒――“圆形是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轻易不好变动。”的确，在大会堂设计的前几轮，“总理要求做成圆形”是建筑师们中间流行的说法，也不光是市规划局，几乎所有方案都把大礼堂设计成了圆形。赵冬日给张?出了个主意:一层观众席压缩每座0.9平方米的硬指标，再把其余的6000多个座位安排在三层挑台上。
凭着多年的经验，不用画图，张?也知道赵冬日的建议不可行:大礼堂是圆形，挑台自然是月牙形，这种形状越往后座位越难排列，挑台的层数不能多，否则就太高太陡了。张?一直拖到10月31日，才把“三层挑台四层座位”的大礼堂平面施工图勉强做了出来，在这张图纸上，大礼堂第四层座位的俯角已经达到了“危险”的30度。
时间转眼就进入了1958年的11月，大会堂的施工速度十分惊人，马上就要推进到万人大礼堂的部分了――再不更改设计，观众席很可能成为大礼堂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张?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谁也想不到，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现竟成了大礼堂的“救星”。
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却越来越多――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道竟显现在大家面前。
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这条“神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古老河道，就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谁能想到将近一千年后，摇摆不定的“无定河”又给施工中的大会堂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由于一时找不出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大会堂工程被迫暂停了。
施工的停滞倒为张?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在大家着手制定防沉降措施的这几天里，市建院院长沈勃陪同彭真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张?向自己的领导诉说苦恼时，身为国庆工程负责人之一的沈勃告诉他，所谓“圆形大礼堂”的指示，竟然是误传。
沈勃随即叫上赵冬日和张?，重新商议大礼堂的观众席设计。最终，大家决定挑台控制在两层比较合适，不够的座位，则用取消一层部分过道的方法“找”回来。从最终的施工图上看，观众席的平面形状也发生了改变，成了接近扇形的样子。此时，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经做好，大会堂的施工摆脱“出师不利”的阴影，继续以惊人的高速推进了下去。
周恩来的诚恳表白平息了专家们对于大会堂的争议
大会堂的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因为时间仓促，最终确定的17万平方米方案从来没有交给专家论证过，一时间，京沪两地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这个“大”字。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召开了扩大的专家会议。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方案的两大关键，却成了会上专家们抨击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笔，在总理面前画了个大头小身子的小孩儿形象，“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至于中央大厅，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的话说就是“大而无当”，“从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
实际上，对于大会堂的“大”，张?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说，建筑分为四种――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对于中国的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会堂几乎是个文艺复兴建筑的“复刻版”，“不要以为在细部加上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它的风格就成了中国的。”
周恩来的回答很巧妙，他说:“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终为大众所接受。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的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周恩来的这番诚恳表白最终平息了对于大会堂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几年之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一千多年前古人的诗文里找到了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112――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
1958年12月初，张?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一时摸不到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一千多年前古人的诗文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北京日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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