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士诚，1954年出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国家干部，被捕前任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皮口镇分理处主任，曾连续多年被大连农行系统评为廉政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在行内和当地，名声不错，人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孙原则”。
因犯渎职罪和受贿罪，我被普兰店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目前正在大连
为女儿治病迷信“大仙儿”
我工作的皮口镇是一个不足3万人的渔港小镇，但经济非常活跃，一度成为全国百强乡镇之一。外来的投资企业较多，农行在该镇的分理处，也是大连地区最大的分理处，业务繁忙。由于这个镇多数是渔民和农民，所以社会环境比较和谐，治安也很好。但是，相对来说人们比较迷信。出海、归港仍然盛行着祭天祭神的风俗，虽然政府也宣传教育渔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部分人仍笃信不疑。
我原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老伴儿出身农民，虽然没有工作却是我的贤内助，家庭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两个女儿聪明伶俐，都在大学念书，让我自豪。我家经济上虽不是大富大贵，但没有什么负担，也算小康生活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12月，我的二女儿雪花，突然在学校得了一种怪病，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生活难以自理，无奈暂时休学治病。
镇上的人很快都知道了“孙原则”的二丫头得了怪病，邻居街坊都说她是中了邪，也有的说是让狐狸精给迷住了。我和老伴儿为了给女儿治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地，花了不少钱，吃了不少药，可女儿的病仍没有明显好转。医学专家的说法不一，但基本上认定她得的是一种少见的精神疾病，没有速效的治疗手段，需要时间静养，长期慢疗。
刚开始，我也按医生的嘱托，照医院的处方，给孩子治病。可我老伴儿架不住镇上人们鼓动，认为孩子中邪了，找大夫没用，就得找“大仙儿”去邪。我不信“大仙儿”那一套，心想，共产党员应该是无神论者，怎能与封建迷信共舞？
就在我为女儿的病情愁眉不展时，干了近一辈子银行工作的我，在2003年下半年的一笔放贷中，出现了重大失误，造成400万巨款变成坏账，这对一个分理处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责任。
到了2004年春天，此款不但收不回来，而且没有头绪，我闷闷不乐，食欲不振。再加上女儿的病不见好转，我烦躁不安，身体小病不断，精神也快崩溃了……
见此情景，老伴非常着急。邻居们都说：“你家让鬼摆弄了，不找‘大仙’破解不行。”出身农民的老伴儿深信不疑。她怕我不同意，便背着我去了普兰店市区，找到了一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一掐准“大仙儿”。
在农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消息传得快。我家二丫头得的怪病，一掐准“大仙儿”早有所闻，且最近“孙原则”放贷400万“瞎了”，也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
当我老伴找到“一掐准”时，还没说话，“一掐准”装模作样地掐算祷告一番后，把我二女儿生病和我放贷“瞎了”的事说得一清二楚，使我老伴惊奇万分，更笃信“大仙儿”功力非凡，当即向“大仙儿”磕头，求破解之法。可“大仙儿”只说有“钱妖”做怪，神神兮兮，口中念念有词，却不给破解之法。
一天公休日，艳阳高照，我换了一套休闲服，怕别人看见，戴了一个墨镜，拿着重礼和5000块钱，再次去求“大仙儿”寻找破解之法。
“大仙儿”看到了重礼和5000块钱，心花怒放。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让我听不懂的话，最后说：“南偏西方向有贵人，夜夜烧香叩拜，可保佑。”
我老伴儿回到家中，一个心眼地夜夜烧香，向南偏西方向求拜。几天后，我的病好了。我认为这是贵人保佑的结果，可惜自己信晚了，要不怎么老走背字？以后老伴儿再谈“大仙儿”，我不再干预。心里却盘算着南偏西方向的贵人，何时出现？
贵人送钱，“大仙儿”显灵
我病愈上班的第一天，恰逢一个来自山东的某公司在皮口建冷冻加工厂的领导，此人叫唐宏，找我洽谈贷款一事。
我一听他满口胶东话，心里一动，瞬间闪出了“大仙儿”说的南偏西方向有贵人的说法。便一改往日的工作作风和态度，殷勤地向山东人问这问那，并破例请了这个山东人吃饭，使这位外来的企业家受宠若惊，饭桌上谈了很多家庭和生活上的事。
而唐宏想到自己来大连，人生地不熟，做买卖以后肯定得需要大笔资金，若攀上我这棵大树还怕生意场的风吹日晒？
我俩越谈越投缘，很快成了好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唐宏贷款的事自然优先考虑。
晚上回到家，我告诉老伴儿白天的事情。老伴儿一听，一口咬定，这个山东人定是贵人。
第二天，我又带上重礼和借来的8000块钱拜“大仙儿”，先是千恩万谢，然后说南偏西方向的贵人来了。述说一番后，“大仙儿”听得很满意，说：“这只是灵光一现，还不是真正显灵。要想真显灵去妖，必须在‘钱妖’出没时烧钱20万元。一次烧掉一分不少，钱妖即除家境复原。孩子的病也妙手回春。”我听完吓了一跳。烧掉20万块钱？别说20万块，就是烧一块钱也犯法呀，再说上哪儿弄20万块钱呀！自从女儿得了病，家里的钱就花空了，山穷水尽。孩子治病的钱都是私下和亲戚朋友东借西凑的。这两次送给“大仙儿”的钱都是从姐姐家借的。
回到家中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在单位，我神情恍惚，在办公桌稿纸上翻来覆去地写着“20万”的字迹，同事也不敢问，不知主任发了什么神经。
我心乱如麻，过去我笃信好人好报，工作认真负责，清正廉洁，到头来却穷困潦倒，付出和得到的远不成正比。现在，自己一粒芝麻官，装啥呀？信奉共产主义理想还不如信大仙，大仙对自己还有帮助，若真能挽救全家，给全家带来幸福，别说20万，200万也值得。
当晚，那个山东人唐宏突然来到我家，拿出20万块钱，说这是给女儿治病的钱，并说如果不嫌弃，能高攀，他愿认二丫头为干女儿，并动情地说：“这是干爹给女儿的见面礼。”
我刚开始坚决不收，可过一会儿就动心了。我蓦地想到“大仙儿”说，从南偏西方向来的贵人，20万块钱。看来这是救命钱，我双腿一弯，给山东人跪下磕了头。山东人慌忙把我扶起，我低下头，将女儿得病、我工作出了闪失和“大仙儿”、“贵人”等事说了一遍，山东人听完，说这叫雪中送炭，留下钱转身就走了。
这一夜我没有合眼，我想起了女儿的病，又想起了放贷400万的烦恼，那是“非典”过后不久，为了振兴镇里的经济，镇政府加大引资招商力度，调整了一些优惠政策。一家外来的养殖公司算是镇政府新举措的第一个成果，兴建项目上千万，可是提出条件是必须镇政府协助贷款400万元。
镇长找到我，望我能网开一面，给予支持，我表示按原则办，可是镇里的不动产，能抵押的，已经都押尽了，没有抵押物。镇领导又跟我商量，把价值上千万的冷库押给农行。我知道这个冷库是违章建筑，当年就没有办下土地使用证，至今也没有产权，不能作为抵押物。但是，在镇政府领导的再三请求和当时“非典”刚过的形势下，我批了这笔贷款，条件是这个养殖项目必须参加保险。
可是企业对保险根本没有意识，认为是白花钱。我三天两头询问是否参加了保险，对方都说正在抓紧办。就这样一拖再拖，2003年9月的一场台风，把这个新建养殖场一扫而尽。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保险”，结果根本没办，400万元“瞎了”，造成了重大过错。
我又想起了女儿的病。校方是有责任的，可是学校的医疗保险体制也不健全，孩子生病了，学校管不了，全由家庭承担，造成了家庭的重大经济负担。我深知为了女儿治病，家里已经没钱了，不少亲戚对我说，你不在位时捞点儿，退下来时，全家就得饿死，我仿佛看到了那20万元钱燃烧的情景，我哭了。为了女儿，为了这个家，我只好玷污自己身心的清白了。
鬼迷心窍，谁之过
我很快就办妥了山东人的贷款，并又收了唐宏十万元的回扣钱。
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我收贿九笔，合计金额67万元。尽管每一次收钱我都胆战心惊，但一想到“大仙儿”的神话，我又放下那颗惊魂未定的心。在“大仙儿”的指点下，我决定于阴历十月初一，“钱妖”出没日，一次烧掉20万元现金。
我想，自己既敬神又敬人，生活一定会心想事成。就在此时此刻，法网已悄悄地罩上了我……
在我400万贷款变为坏账时，就引起了上级银行领导的注意，密切关注皮口分理处的业务。这一段时间，我反常的工作作风和行为，已经进入上级有关部门的视线，我很快被大连市纪委“双规”。
我供认不讳，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行为。
而在我的家中，百元大钞已经一张一张捻成卷儿，等待焚烧！
幸好不到十月初一，这20万元人民币没有被愚昧地烧掉。否则我们夫妇俩定会再加一条罪行。
“大仙儿”被抓了，贵人也被判了刑，谁之过？
我在法庭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值得为官的人们深思：
我鬼迷心窍，为了女儿的病，竟甘心听从“大仙儿”的话要去烧掉20万元人民币，这是对我从事银行工作的极大玷污。人一但有了贪心，那才真是让鬼摆弄了一样，不可收拾，是一条往死里走的道！
有道是：“无知是迷信之母，迷信是犯罪的温床。”
(《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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