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自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是上世纪20年代末他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后流亡土耳其在西方出版的。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编译局苏联史专家郑异凡主持从俄
文原版译校的这本著作。本文摘编自该书附录《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作者周尚文。
一
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到达他国外流亡的最后一站――墨西哥。托洛茨基的生活刚安顿下来，莫斯科的第二次审判就开始了。这次的被告有12人，缺席的托洛茨基仍是主要被告，其罪名是与德国希特勒、日本天皇签订了反苏反共的正式协议。尽管托洛茨基极度疲劳，发着高烧，仍不知疲倦地投入“战斗”。他向斯大林提出引渡自己到苏联去出庭申辩。他和秘书们日夜加班，整理批驳文件，回答外界和报刊的疑问，工作繁琐恼人，使他在这段时间里常常发脾气。
不久，一个噩耗传来，托洛茨基的儿子廖瓦由于术后感染，在巴黎逝世，年仅32岁。廖瓦的死，对托洛茨基夫妇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逝去，使托洛茨基加速衰老。
1939年初，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的远郊偏僻地段租下一栋房屋。但不久听说，格伯乌(当时苏联国家情报安全部门的简称)有可能买下这座房产，以迫使房客离开，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将这座房屋买了下来，并整体加以改造，增高围墙，建起一座?望塔，安装报警器。有消息传来，苏联格伯乌已决心用一切手段从肉体上除掉托洛茨基。此外，托洛茨基携带的档案安全也是他的一桩心事。他开始与美国的大学联系出售这批档案。1940年初，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以1.5万美元买下档案。其中一个条件是，40年后才能公开，使与他曾有通信来往的人“免受迫害”。
二
1940年初，也许出于对年老体衰的忧虑，或许出于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某种担心，2月27日，托洛茨基立下自己的遗嘱。
在遗嘱中，托洛茨基反驳了斯大林对他的种种指控，又说：
“在我43年的自觉生命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者；其中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了整整42年。倘若生命能够从头开始，我……会尽量避免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基本生活目标不会改变。我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不妥协的无神论者而死去。与我的青年时代相比，我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同样炽烈，而且更加坚定。”
三
托洛茨基的遗嘱似乎是一种预兆。危险正步步逼近。
5月23日凌晨四点，一伙武装人员闯入托洛茨基的“城堡”，并对托洛茨基夫妇和外孙的房间用机枪猛扫，所幸未有人员伤亡。几天以后，有美国朋友来访，允诺帮他潜入美国，但被他拒绝，他要公开地面对自己的仇敌和朋友。朋友送给他一件防弹背心，他不愿穿。有人建议今后对来访者一律搜身，他也不赞成。接待客人时，他也不喜欢警卫人员站在旁边。
这时，托洛茨基住所出现一个神秘人物，此人名叫拉蒙・梅尔卡德尔（化名雅克松），与托洛茨基的秘书西尔维娅正在恋爱。此人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拥护者，但并不轻易打听和接近托洛茨基，从不冒昧进入院子。8月17日，雅克松曾请托洛茨基对他的一篇手稿提出修改意见。但托洛茨基怀疑“雅克松”是个骗子，他与娜塔丽娅和秘书汉森说，希望查一下“雅克松”的背景。可是，杀人凶手比托洛茨基的反应更快，8月20日就下了毒手。
这一天是星期二，下午刚过5点，托洛茨基放下笔，来到兔笼旁喂兔子。这时，“雅克松”又来了。他带来几页修改好的打印稿请托洛茨基再看一遍。托洛茨基很不情愿地同他一起走进书房。当托洛茨基还没有读完第一页时，就感到头上挨了可怕的一击。“雅克松”后来在供词中说:“我把雨衣放在一件家具上，掏出冰镐，闭上眼睛，用尽全身气力打在他的头上。”凶手本来指望这一击会使受害者连哼也不哼一声就死去，他可以从容地溜掉。可是，受害者发出一声“可怕的、尖锐的叫喊”，并抓起一切能抓到的东西――墨水瓶、书籍、甚至录音机掷向凶手，尽管此时托洛茨基的头盖骨已被打碎，血流满面。此刻警卫人员已扑向凶手，嚎叫和呻吟响成一片，托洛茨基挣扎着说:“告诉孩子们不要杀了他。”“不，不，绝不能杀死他――必须让他招供。”
晚上7点多钟，医生给托洛茨基做了开颅手术。他已陷入昏迷，再也没有清醒。8月22日晚7时25分，托洛茨基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年61岁。
四
苏联解体的后的一篇回忆录披露：“雅克松”的真名叫拉蒙。1960年，在墨西哥坐了20年牢的拉蒙刑满出狱，带妻子到莫斯科定居。“大约在1975年，拉蒙离开莫斯科去古巴，当了卡斯特罗的顾问。他死于1978年，遗体被秘密运往莫斯科。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苏联英雄:拉蒙・伊万诺维奇・罗佩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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