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实表明，农民和农民工并没有获得与其他社会角色平等的“国民待遇”，甚至还有“农民和农民工是二等公民”的说法。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记者：要维护农民的权益，就是要让农民自己利益表达的声音放出来。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通路和渠道。目前这个通
路的效果如何?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民主是一整个乡村生活的决策过程。《村民自治法》里也说，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现在选举有了，后面的步骤有没有民主呢?要打个问号。
现在乡镇干部说，“刁民多，素质低”；农民说，“干部贪官多”。两者之间其实都不是猜测的这样。症结是缺少面对面的交流，只好互相去猜忌。他们还没有规范化的声音表达渠道。当然，农民也在开始利用媒体来表达声音。可这渠道并不成熟。
记者：缺少利益表达的通路，农民应该如何去诉求利益?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教授）:农民具有抗争的权利。有愤怒是要表达，但我们不能单纯的要一个基于道德义愤的抗争，农民关键是要学会现代政治妥协，借助法律工具，借助组织工具，去妥协，从而在可能的条件下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要改变以往“全输全赢”的观念，可以在“大得小失”之间做一个平衡，所以，要启发农民兄弟获得城市生活智慧和现代政治智慧。
记者：这里的“现代政治智慧”如何理解呢?
任剑涛:农民维护权益的过程中，激活法律工具非常关键。农民要学会在法律平台上达成一致，否则尽管能够引起短期关注，但是不利于长效整体利益的获得。我们要讲求法律程序，建立规则社会，对农民和非农民都有好处。（《21世纪经济报道》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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