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件肇始于1936年，当时的“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借给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但合同期满后，轮船却神秘消失。1939年春，陈顺通赴日找到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方给出的答复却是：两艘轮船于1937年被日本海军“依法捕获”，日本政府已取得两轮的所有权，故株式会社已将租金交由日本政府。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
随后，陈顺通的儿子陈洽群依照父亲遗嘱，继续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谈判索赔，并于1964年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1974年，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理由，判定他败诉。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施行。鉴于1936年租船合同签约地和履行地均在上海，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此合同纠纷案理应受中国法院管辖。
1988年，陈洽群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但因为年代久远、文书材料浩繁，诉讼期间发生若干枝节，从原告提起诉讼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达20年。1992年4月，陈洽群病逝，其子陈震?陈春秉承祖辈遗愿，继续诉讼。
2003年11月，上海海事法院第5次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日本军方在1937年扣留两艘货轮的事实成立。1937年7月以后，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两艘货轮并未按合同约定到安全的海域航行，导致轮船被日本军方扣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此有过错。而被告在此后继续非法占有两轮，理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2007年12月7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赔偿中方原告日币29亿多元。(《文汇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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