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在出国途中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对待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表面上宽容，暗地里却一直耿耿于怀。1937年3月间，蒋介石带话给杨虎城，
经过安排，3月29日下午，杨虎城抵达杭州晋谒蒋介石。当晚，蒋介石宴请杨虎城。落座后杨虎城首先问候蒋介石：“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回答：“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说道：“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说到这，他骤然改变语气，指桑骂槐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一直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蒋介石讲话过程中，杨虎城始终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第二天，蒋介石再邀杨虎城去谈话。他对杨虎城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蒋介石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背地里却不断地催逼杨虎城尽早成行，并于4月30日公开免去杨虎城的军政职务，宣布让杨出洋考察军事。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及秘书一行共6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由沪出国考察。
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是美国。7月8日晚饭后，杨虎城从旅伴口中得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杨虎城致电宋子文表示欲“返国抗敌”。
7月23日，杨虎城接到蒋介石来电，要他继续在国外考察。杨虎城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同时也在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
8月9日，杨虎城乘坐的轮船驶进英国南部的萨木敦港。两天后，杨虎城离开伦敦，下午5时抵达巴黎。到巴黎不久，他便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苏联联系，但不见答复。8月21日，杨虎城派秘书向苏联驻法大使馆提出入境申请，苏联使馆称，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一周后方可答复。
10月2日，杨虎城在英国接到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电文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杨虎城认为宋在电报中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之事。
10月6日，杨虎城收到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致驻法大使顾维钧的电报，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杨虎城假道苏联回国的计划。
杨虎城身边的一些人从安全角度考虑，认为杨当时不宜立即回国，但杨虎城本人决意马上启程。
宋子文为什么让杨虎城“自动返国”呢？又是什么促使蒋介石改变拒绝杨回国而将其长期放逐海外的初衷呢？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在《杨虎城》一文中，透露出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秘密：“二十七年八月，军统局长戴笠获悉杨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发动政变阴谋后，经周密计划，于是年囚之于南昌，后解往长沙、益阳监禁。”文中作者将责任推给了戴笠，没提蒋介石。当时杨虎城虽然被革掉军政职务，但还是国军二级上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根本不是戴笠就能决定关押的。杨虎城曾派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但此事相当机密，蒋又如何得知呢？
曾任宋子文秘书、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的近臣口中得知，原来是斯大林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这一秘密通报给了蒋介石。而苏联向蒋介石通报其反对派的情况，这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曾被斯大林转给了蒋介石。
因此，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政策，并设计了一个诱捕杨虎城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由宋子文发电，以引诱和试探的口气让杨“自动返国”；第二步是当杨虎城响应宋的“自动返国”招呼后，由宋亲自到香港去见杨，并转交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杨的电报；第三步则是当杨虎城按照蒋之命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1937年11月26日凌晨，杨虎城一行乘轮船抵达香港。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去南昌。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党史纵横》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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