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父母与兄妹们的关系，胡德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竟是“他们才不管呢！”这是胡耀邦夫妇对待子女的一贯态度。正因如此，胡家子女从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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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胡德平 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小女李恒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胡耀邦逝世后，小儿子胡德华一家便陪伴母亲居住在此。
翻看胡家子女的履历，个个都算功成名就。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次子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上世纪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投资项目囊括科技开发、植树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恒（满妹），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某外企高管。
“稀里糊涂”地长大
“我多次询问母亲我的出生地，她的回答竟然是‘记不得了’。”胡德华总是觉得遗憾。1948年11月，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的前线，而夫人李昭在后方的石家庄，即将临产。就在此时，石家庄遭到敌方偷袭，身怀六甲的李昭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迅速转移。“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胡德华最后自己推算，他应该出生在河北井陉。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
“如果要按现在的说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来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华和兄妹们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
1950年春，川北地区获得解放，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在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刻，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都是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三子，就是德发了。之后在北京上幼儿园，由于德发的“发”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家里人特高兴，外婆说孙儿、孙女都有了，满足了，就给小妹起名满妹。”在胡德华看来，家中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备受宠爱。满妹直到参军时才起名李恒，随母亲的姓。
同年，胡耀邦调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第二年，已经4岁的胡德华说着一口四川方言跟随母亲来到北京。在胡德华的记忆中，父母为他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标准，只是一条―――全托，能住校。而在满妹的回忆录中，她也这样写道：
“小时候，父亲对于我来说，虽然并不陌生，却也不太熟悉，至少不感到亲切。我还多少有点害怕这个从来没有跟我玩过的爸爸。母亲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加入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急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四个孩子三个姓氏
胡耀邦家中4个子女却有3个姓氏，除分别随父母姓胡、李之外，还有一个姓刘的。胡德华说，他们从小就知道有一个“送了人”的二哥。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父亲只提了三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从胡德华出生起，就没见过二哥。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走资派”的后代
“文革”期间，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父亲的秘书、司机也早就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胡德华当时还在上高中，他的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做工程师。然而刚读完高一，他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
胡德华记得，母亲比父亲受冲击还早，在“文革”中的境况更惨。她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刚强的她从来不谈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
由于“文革”，胡德华笑称二哥刘湖是预备期最长的党员，“二哥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66年5月，他成为预备党员。一般党员的预备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刚入党一个月就赶上‘文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正式党员。预备了十几年！”
老大胡德平也因为“文革”改变了命运。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1967年毕业前夕，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专政对象，那时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
“文革”后，胡德平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在那里，他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要科学救国。“以前觉得能当个科学家才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但后来，胡德华却改变了想法。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在领导的鼓励下决定下海。
“我们比父亲差远了”
胡德华坦言，“我们比父亲差远了。父亲做人的骨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人能及。”如果说有联系，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读书。
“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14岁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博览群书，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父亲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说每天坚持读1万字，14年就可以成为学者。”胡德华列举了父亲看过的书目，算起来总共有5000万字。
胡耀邦的子女对父亲都充满了敬畏。事隔这么多年，胡德华每每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心里还是有些慌乱，他说，就连父亲最疼爱的小妹，也没能沾父亲半点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
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她把信撕得粉碎。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终归于平静安宁。（《环球人物》2008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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