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白晋战役中被俘的日军召开学习小组会
1925年我出生在阳泉，1937年6月25日刚刚高小毕业，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0月底，日本人占领了阳泉，我
1945年6月25日我从日本人的警察教练所毕业，原定实习三个月满后任职，巧的是8月15日这天，日本人宣布投降。我暗自庆幸，总算没有给日本人当警察。
1949年太原解放当天，外面还是炮火连天，25岁的我便进入太原市公安局开始紧张地工作。我把所学的一套东西都用上了，别人不懂警察业务，我懂！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培养了我，我却用它来为咱们中国的人民服务。
因为我懂日语，专搞外事工作，主要管理外国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日本投降后，约几千人留在山西没有回国，继续对抗中国人民，直到1949年解放后，他们才被清理出来，分批遣送回国，一共遣返了三批。
遣送的时候，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训练。最后一批被遣返的日俘，陆续集中达到200多人，当时把南门外（今五一广场一带）、火车站附近的正太街、首义关的旅馆几乎全包下来了。我把他们编成了十几个学习小组，选出正副组长，每天汇报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和所发生的一些新问题，尽量就地解决。我让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坐在一块儿，接受思想教育。因为正值抗美援朝，我除了教他们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外，另外还教他们三首歌，必须用中文唱会，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反对美帝武装日本》。
有时我会利用休息空隙，用日语给这些人讲解歌词大意，把交通旅馆的大院搞得异常热闹，惊动了附近派出所户籍员也纷纷跑来听我教他们唱歌。教唱结束后，我向在场围观的民警打招呼时，他们用惊奇的眼神望着我说：“闹了半天，你是中国人啊！”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公安局外事科的干部！”
1951年春，我送走了侵略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俘。公安局让我当队长，给我派了位政委，负责送到河北永年县城里的华北军区训练团。
在日俘组成的各个学习小组中，有一个组长表现得最积极，是太原铁路医院五官科的主任青木正，我依靠他做了不少工作，掌握了全队所有人的思想情况，为我完成这段千里遣送的任务打下基础。出发的那天，我们包下了三节车厢，队伍的成员男女老少包括家属在内。各车厢门口都分别把守着全身武装的战士，人手一支步枪，还带轻机枪一支，踏上征程。
第二天凌晨，我们到达河北省邯郸车站，全体下车，休息了一会儿，吃了饭。又雇了10辆大马车，将所有行李全部装车，除妇女、儿童外一律步行，沿着一条土质的崎岖路列队进发，直奔永年城。
这虽是一群临时凑在一起、老幼男女相杂的日本人，但也有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的习惯。我利用这一点，强调了行军纪律，希望大家互相帮助，克服困难，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况且两侧又有随行押解的武装战士，所以比较顺利。
当夕阳西下时分，终于到达永年城。后来，有些战犯因罪恶较大，又被送回太原羁押候审。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查了关押在太原的部分日本战犯，一共129个人，其中有9个人的罪行比较重，判了刑，最少的判了8年，最多的判了20年，包括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菊地修一等。对于罪行较轻、认罪较好的，分别先后三次免诉释放回国，共120个人。
有两个罪大恶极者是最有名的，都已经被扣捕起来了，却没等上法庭审判就病死了，其中一个叫河本大作，1953年死在狱中；另一个是岩田清一。(《文史月刊》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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