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建议深圳建贫民区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4月13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这一观点在媒体上披露后，立即引
“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秦晖指出了当今普遍存在的这一社会现象。
所谓城市贫民，主要是指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秦晖认为，要保障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权利，一方面要给他们迁徙和建房的自由，另一方面政府要改善他们的福利。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贫民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还要被惩处，他们只好处于“无福利也无自由”的状态。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区的权利，也是告别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南方都市报》4.14姜锵文）
靠贫民区解决不了问题
虽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字眼来装饰贫民窟，但对贫民窟有一点感性认识的人，就不见得会同意。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在这片面积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拥挤着100万人口，巷子里堆满了废品和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约翰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里的地狱！”
在我看来，设立贫民区的举措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反而把这种歧视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如果秦教授真的关心农民工的自由和福利的话，那首先就应该为农民工去争这样一种自由――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一种富足安适的生活；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 (《广州日报》4.15郭松民 文)
保护最低等的居住自由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贫民窟”被舆论正面宣传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优越性。但我们又无法否认城市中的确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贫民”群体，外来农民工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那么，他们都住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大多在城市里过着集体生活，居住在工棚里。代价是：1.4亿进城农民工，与1.8亿农村留守人口从此常年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年轻夫妻不得不长期分居，农村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温暖，农村空巢老人在孤独中度过晚年……
秦晖教授的建议，本质是主张城市应该给农民扎根城市的自由。这无疑是一种最为低等的居住自由，即：城市如果不能给农民提供更多居住福利，至少不应该设置更多居住障碍。它并不排除政府有给城市贫民兴建福利房的义务，而是说在这一义务暂时无法很好履行的情况下，首先必须承认和保障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居住自由。 （《中国经济时报》4.15舒圣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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