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七月派作家、翻译家、学者、教授贾植芳先生离我们而去。”4月29日上午，我来到上海贾植芳先生的家里――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物是人非，一切如昨。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我看见先生家里所有的物件，
笑称弟子“烟酒生”
1989年我有幸考取了贾植芳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那时候，先生家里几乎无一天没有人来访。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先生便坐在书房里翻阅书报，有人进来，不管报读到哪里，书翻到哪页，他都会马上“迎客”，从来不介意有人打扰他。我曾经问他：这么多人来找您，得耽误您多少时间啊？先生却说：没关系没关系，有事来访的，能解决就解决，能帮忙就帮忙，没事来访的，聊聊也挺好。先生一生喜烟酒，男生去他家里，先生总是烟酒招待，他笑称我们都成了他的“烟酒生”啦！
最后一次见贾先生是在1996年，先生来北京参加作家代表大会。那时候，我刚到一家报社担任社会新闻版主编，于是扒着先生的耳朵说：先生我升官啦。我以为先生会像过去听到我们每一点进步的消息一样，连声说好好好，但这次先生根本没搭我这茬儿。他故意面露疑惑，之后皱着眉头突然问我：某某市长退休了？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回说：“没有啊！”当即先生反问：“你不是说你升官啦？！”随即哈哈大笑。我恍然，先生幽了我一默。
整理书稿为病妻
先生和师母一生颠沛，未生子女。而先生当年又坚持申请退休而拒绝享受“离休”。结果，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元，没有任何其他津贴。
1997年，任敏师母病重，每天仅用药一项就得500多元。师母早年受贾先生牵连，被发配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的一个小学校任教，并在那里办了退休手续之后回到上海，她连微薄的退休金都难以及时拿到，更说不上公费医疗。师母住院之后，贾先生经济上一下从清贫上升为困窘。
家里所有的积蓄用完了，先生不跟任何人提及钱的事。这位86岁的老人，整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写各种约稿文章。这是先生能够为师母筹措治疗费用的唯一手段！在师母住院的三四年时间，他每天辛苦工作，先后出了回忆录《狱里狱外》等七八本书。虽然有些书也拿不到多少稿费，但是，先生尽了他最后的力气。
“就这样，当钱花到无钱可花，药用到无药可用，梦做到无梦可做的时候，任敏师母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大关，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她依然昏睡不醒，但她回到了先生的身边，安心地睡了整整三年。”这三年，贾先生亲自照顾师母，事无巨细，他每天晚上都要看着师母把他亲自安排的食物吃下去，才放心地去睡觉。
弥留之际情依依
4月23日，即先生清醒的最后一天。
李辉从北京打来电话，先生亲自接电话，说一句：思和在！然后把电话交给陈思和老师。这句话，他是告诉李辉，你放心，思和在这儿，你不用惦记我。应必成、邓逸群夫妇来医院看他，先生说：你的学生去上海大学了。见宋炳辉，先生问他：你翻译的书出了吗？……
因为气喘，先生只能简单地说一句。而他对每个人所说的这句话，都表明：虽然病重，但先生的心里，惦念着每一位亲朋好友和弟子。而这份惦念，是那么实在具体，一如往常对大家的关心。他关心他的每一位朋友、学生。（《北京青年报》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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