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山西省万荣县在街头巷口都设有“认字岗”和“测验站”考核路人，以此督促人们学习汉语拼音。
“我赞成用拉丁字母”
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虽然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天,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其实,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化文字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清末,轰轰烈烈的“切音字运动”就开始了。同时,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的探索也从未间断。
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他一筹莫展。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却无法调和。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字母”。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新中国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应用40年了。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
各种各样的意见方案纷至沓来,令委员们感到茫然。
一个宁静的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任教的胡明扬正在办公室里打字。突然,他听见背后一个人问:“你这个打字机,能不能打汉语拼音?”胡明扬回头一看是吴玉章。他回答:“那恐怕要看怎么拼了,如果是字母还可以,有符号就麻烦了。”
听完胡明扬的话后,吴玉章若有所思地走开了。胡明扬知道,吴老在思量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的问题呢!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
“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几年中关于字母形式的反复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
文改会之所以反复强调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而非取代汉字，主要是缘于社会上对于“原草案”的巨大争议。
有人担心，拉丁字母是外国字母，用它拼出来的声音也跟外国话一样；有人怕，用拉丁字母来拼音，今后我们汉语里也会出现单数、复数和第一格、第二格。当然，这些担心都显得有些多余。但在知识界，人们担心的却是拼音是否真的会取代汉字。
“你们真笨，26个字母搞了三年”
为了消除社会上对于汉语拼音的误会和质疑，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专家们必须进一步讨论，以便使方案更加完美。但是，这些语言学家们来自不同的学派，对字母的发音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学术上的差异，常常引起专家们的争论。
审订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但各方意见总是难以统一。为了使汉语拼音尽早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审订委员会：
汉语拼音方案还不是文字方案，它是给汉字注音，帮助扫盲，帮助推广普通话的，它还不能代替汉字，因此现在不能废除汉字。至于汉字将来是否要用拼音文字代替，这个问题需要从长计议，现在不做决定。
至此，一些赋予《汉语拼音方案》过多功能的争论才得以平息。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终于捧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周有光先生对记者说：“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你们真笨，26个字母搞了三年。”回忆往事，老人哈哈大笑。他说：“我觉得这三年搞得值，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今天会后悔无穷”。
1958年秋季入学的小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汉语拼音的人。据统计，仅1958年，全国就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汉语拼音。
此前，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汉语拼音教学工作，大批的中小学老师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培训。
1960年，山西省万荣县年仅5岁的小姑娘吴建生和她的母亲俞冰如，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吴建生记得，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让她写“吴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会后，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抱起。
通过学习汉语拼音，吴建生认识了很多字，也能用汉语拼音写一些简单的话。后来她在翻看当时的笔记本时，还发现自己用歪歪扭扭的汉语拼音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
很快，吴建生就成为学习汉语拼音的小名人了。直到现在，她还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幼年的经历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的故乡晋南小城万荣，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在做扫盲工作。但是经过几年努力，效果甚微。由于农民只能利用农闲时扫盲，回生率很高。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万荣县找到了扫盲的好方法。据当时报告记载，一般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识字，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那时，万荣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商店食堂，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汉语拼音。万荣县青古村村民王俊道至今记得，那时候，他们在地里干三百米，到地头坐下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就你问我，我问你，互相学习，很快就学会了。村里的老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有拼音这个好办法，我们至今还是睁眼瞎呢！
拼音统一中国话
汉语拼音不但帮助了注音识字，对于推广普通话更加意义非凡。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各方言间除了语音差别甚远外，词汇、语法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岭南、江浙方言，北方人听起来如同外语。这种巨大的方言差异，给人们的交流造成很大不便。
1955年10月2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仅仅两天，中国科学院就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议明确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语。
1958年，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19岁的社员陈进四，作为福建推广普通话的标兵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陈进四告诉记者，其实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说普通话。
到了北京，吴玉章专门派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杜松寿教她学拼音。很快，她就掌握了。回到吴山，她用汉语拼音拼字音，普通话提高很快。
吴山乡是福建省最偏僻的地方，方圆四十里全是崇山峻岭，方言非常杂乱。有时，只要隔一条河互相说话都听不懂。陈进四一直担任吴山扫盲班的老师。学会汉语拼音前，她每周都要跑到20多里以外的邻乡找小学老师备课，然后再回来教学生。老师发音不标准，她学的时候也是大概齐，回来转述给学生，就更走样儿了。几年下来，不但学生没有学会普通话，就连陈进四这个老师也说不利落。学会汉语拼音以后，他们学习普通话终于有了标准。
电脑时代到来后，汉语拼音又成功地解决了汉字输入问题。据统计，现在95%以上的电脑用户，都采用拼音输入法。
如今，汉语拼音已在国际交流、对外汉语教学、手机输入、手语、盲文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北京日报》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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