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5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一耽学堂的演讲摘录。
遗忘灾难是一种犯罪
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整个心都扑在抗灾上了，我们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我在5月21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我的忧虑正在于，当灾难过去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固态复萌，又恢复了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处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又始终不亡不倒，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就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
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思考的问题――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将“生命至上”变为一种治国理念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世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质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
我们还应该把我们这里讨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变成一种治国理念。通过这一次救灾，我们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深化，应该更明确地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次救灾，还有力地证明，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尽职，政府的权力才真正获得公信力和合法性。（《羊城晚报》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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