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从没有间断过“实事求是”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对党团员，对干部，对普通老百姓，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道理都讲得很多很透。但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教育，就使实事求是教育的作用在相互矛盾中抵销了。
这两种教育形式一种是口头的，纸上的教育，另一种是实践的教育。口头的、纸上的教育是要人无
论做人做事都必须实事求是；但是另一种实践的教育却是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近几年来……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连刘少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并被整死。而那些在七千人大会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县委书记们，“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没逃脱被打倒、斗争的命运，罪名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最刻骨铭心的教育，它关乎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人们不能不变得乖起来。这就使那些口头的、纸上的教育越来越不起作用。人们不信了。由此造成的信誉危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解放后，极左路线为什么坚持的时间那么长，造成了一场一场大灾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不停的实事求是的宣传教育中扼杀了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的牺牲品太多了，实事求是就没有了。
（《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冯东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