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22日和23日，我花了两个上午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采访王志维。王先生是胡适纪念馆的实际负责人，曾跟胡适交往甚多，是胡适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次访谈，我当场认真作了笔录。最近因退休清理旧物，无意中找出了这份记录稿，如睹故人，感慨良多。王志维现已作古，但他当年提供的史料，有很多
在纽约留下遗嘱
1961年6月10日，是星期六，晚上王志维陪胡适喝酒。胡适忽然说：“当你有一天看不见我的时候，请到我卧室去。卧室里有一个铁柜，柜里放了一个小皮箱，里边有我的遗嘱，我身后的事都有交代。你现在不能去看，也不要轻易告诉别人。”王志维觉得这番话不大吉利，便安慰胡适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也早就立好了遗嘱，但他活到了93岁。我希望先生也跟你的老师一样长寿。”胡适说：“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胡适去世时，来了很多人，“副总统”陈诚也来了。秘书胡颂平根据王志维提供的情况当众打开柜子和箱子，里面确有胡适的一份英文遗嘱。
遗嘱是1957年6月4日立的。当时胡适因胃溃疡动了大手术，恐有不测，故在美国纽约立了这份《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内容有八条，主要是请求火葬，将存放在北京大学的102箱书和文件捐赠给北大，将纽约的住所和存放在纽约的手稿、书籍、文件捐赠给台湾大学，将财产的其他部分遗赠夫人江冬秀。
胡适猝死的导因
1962年2月24日晚6时35分，胡适在中央研究院欢迎任之恭、梅贻琦等七位新院士的酒会上突发心脏病，晕死在地。王志维急忙将胡适随身携带的急救药片放在他口中，又喂了白兰地，还让他吸了氧，做了人工呼吸，都没有反应。
王志维认为，胡适犯病的导因是李济的一番话。李济在发言中重新提及胡适在1961年11月受到的一次“围剿”。当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太区科学教育会”的开幕式上讲演25分钟，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讲的其实是他的老话，主旨是批判东方人凭借精神文明夜郎自大的观念。他强调，为了给科学发展铺平道路，必须对西方文明重新做出冷静客观的估量。胡适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同年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9卷2期，引起了港台一些学者的非难和攻击。
李济发言时，重提胡适这段不愉快的往事，胡适的脸色变了。王志维暗示胡适不要动气。胡适摆摆手，不要他管。胡适最后讲话说：“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那是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着讲着，胡适忽然脸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的地面上。
身后事：胡适日记出版风波
胡适日记直到1990年才公开出版，给胡适日记出版制造阻力的是王世杰。王世杰曾主编《现代评论》周刊；1949年去台湾，1950年3月至1953年11月任“总统府秘书长”，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4月至1970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改任“总统府资政”。
王世杰跟胡适的私交本来很深，但胡适去世之后，王先生跟胡太太江冬秀的关系处得非常不好。1963年，台湾刮台风，山洪冲了胡适在台北南港的墓地。胡太太坐卧不安，要求中研院为胡适修坟，不料王世杰置之不理。胡太太便去找他，吵了起来。胡太太吼道：“王世杰，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给胡先生的信公布出来。”王世杰吓得直哆嗦。原来王世杰给胡适的信上写了很多牢骚话，当时公开出来会给他惹麻烦。后来经过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秘书长陈雪屏先生出面打圆场，维修了胡先生的坟，这场风波才告平息。所以王世杰以中研院院长的身份下了指示：没有他的同意，中研院胡适纪念馆里的任何一张纸片都不能随便拿出来！
不久，王世杰让毛子水先生陪同――毛是胡适遗嘱的执行人之一，要从胡适纪念馆取走胡适日记。王世杰说：“胡适日记是公物，是公器。”胡太太闻讯，从她在温州街的寓所跑回南港，大骂王世杰不是东西，一气之下，就把全部胡适日记手稿带走了。她先把这批手稿放在床底下，但台北空气潮湿，手稿放在床底下容易霉烂。王志维赶快买了一个保险柜，搬进胡太太家，刚好把日记手稿全部装进去，使这批手稿得以完好保存。所以胡太太对保存和出版胡适手稿是有功劳的。
（《人民政协报》7.31 王志维口述 陈漱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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