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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玲 | 孙晋芳 | 侯玉珠 |
球场上是英雄，生活中只是普通人，这是作为运动员必须面对的现实。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原本起自男排入围世界杯决赛的口号，因为女排的惊人战绩而传播更广、更鼓舞人心，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
20多年后，这些昔日让举国若狂的女英雄们，有的久居国外，有的成了商场精英，有的供职政府部门，也有的只是平凡的妻子和母亲。
拼搏精神不是生来就有
“1981年春天，女排在湖南郴州训练，我为了写《中国姑娘》，专门和她们一起住了半个月。”作家鲁光说。
今天的女排总教练陈忠和，那时是男陪练。我眼看着他站在高凳上，居高临下使劲往女队员身上扣球。“姑娘们都是闭着眼睛接球，球打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叫喊声、球落地的咚咚声，听得鲁光胆战心惊。
为何如此严酷地训练？队长曹慧英告诉鲁光，她们和苏联队比赛的时候，隔网看到，人家的腿比她们的腰都粗。“她们的大力扣杀威力太大了，我们不这么练，怎么对付她们啊。”
当年女排的技术顾问李安格如今已经80多岁了，他曾经提出了“快速反击”理论，发明了“单脚背飞”和快抹技术。在女排的成功之路上，他是个幕后英雄。
当时，国家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训练原则――“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60年代中，日本队教练“魔鬼”大松博文被请来对当时的女排队员进行“极限”训练时采用的方法。
“女排组队是1976年，袁伟民是教练，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也是一个严厉得很有技巧的人。”李安格说。
1980年前后，女排姑娘们被拉到美国训练。运动员们没出过国，也没坐过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很多队员都不太适应，一路上疲惫不堪。飞机终于落地，大家被拉到宾馆，累得只想睡觉，结果电话铃响了：立刻集合，开始训练。
见到队员们，袁伟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坐飞机难受吧，谁吐了？12个队员都举了手。袁伟民又问，谁吐得最厉害？上海姑娘周晓兰腾地第一个把手举起来，她想怎么也能休息半天。结果袁伟民笑呵呵地对她说：你今天加练40分钟。从那之后，队员们再也不敢喊苦喊累了。
“女排五连冠的总结是我写的，我觉得中国女排最大的经验有两个，一是拼搏精神，二是敢于创新。”李安格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体育已经不是简单的竞技比赛，它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选择海外生活
从1984年起，“老女排”的姑娘们开始纷纷退役，当年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冠的女排队员们，有一半以上选择了出国。
“铁榔头”郎平，1986年退役后先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英语，1987年4月以公派自费身份到美国留学。
在争取到旧金山旅美华侨提供的奖学金后，郎平又到新墨西哥大学预科部英语补习班学习。1988年通过托福和GRE考试，开始攻读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硕士学位。
1989年，郎平到意大利摩迪那俱乐部打球。1990年，她应邀回国带领中国女排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女排锦标赛。第二年，她回到新墨西哥州。后来历任八佰伴全明星队和世界超级明星联队主教练，并应邀出任美国排球协会全美训练中心总教练。
1995年2月15日，郎平再次回到北京，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1999年3月因身体状况不佳而辞职。如今，她又作为美国队主教练出征北京奥运会。
从国内到国外，从运动员到教练，多重身份的转换也让郎平丧失了很多东西。婚姻就是她心中的隐痛，她曾经说：“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
被称作中国队“秘密武器”的主攻手侯玉珠，也曾是“海外军团”的一员。
1986年退役后，23岁的侯玉珠就读对外经贸大学。1990年，她去了德国，加盟斯图加特俱乐部。1994年底，在海外漂泊了近5年的她回到国内，任职福建体育中心副主任。现在她是福建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主任，兼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当年的二传手杨锡兰则长期住在国外。1989年她28岁时退役，被介绍到瑞士洛桑奥委会总部――联合国在瑞士的机构工作。后来，因身体原因，杨锡兰辞职，近两年她基本在治病，同时照顾家庭。
主攻手姜瑛25岁时退役。两年后，她与丈夫到澳大利亚担任南澳洲体育学院女排训练队教练，该队连续6年在澳大利亚女排联赛中获得冠军。2003年，当了13年教练的姜瑛辞职，相夫教子。2004年底，她受邀出任澳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
此外，也有个别女排姑娘，出国之后，并没有重操旧业。
被誉为“天安门城墙”的副攻手周晓兰，当时被公认是最漂亮的女排队员。洛杉矶奥运会后，27岁的她退役进入上海体育学院学习，就职于国家体委。1995年，已经是副司长的她辞去公职，随丈夫定居美国。现在周晓兰在马里兰州爱德华市的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做工程师，是公司部门负责人。
中国的“山口百惠”杨希，跨出国门的时间更早一些。1982年，26岁的她就从国家队退役并结了婚，随丈夫到美国读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回国后杨希投身房地产，创办了“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今，她已是老女排的首位“富姐”。
生活中只是普通人
留在国内的“老女排”队员，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下海经商，大部分人已经淡出公众视线。
来自四川的张蓉芳，1987年曾被请回来担任国家女排的主教练。当年她是“临危受命”，比赛两个多月前执帅印，当时已经怀孕3个月。结果她带领老女排，获得了第五块金牌。今天的她已经是排协副主席。
副攻手朱玲活泼爱笑。1984年，27岁的朱玲退役后，担任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带职入四川大学学习。在这之后，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1987年丈夫因病去世，1992年，她和现在的丈夫曾山结了婚，现在，她已经是四川省体育局的副局长。
女排第二任队长孙晋芳的为官之路比较顺当。1983年，因为严重伤病，她退出国家队。后来，她出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分管全民健身和体育推广经营等工作。
2001年初，孙晋芳开始主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至2003年，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大幅度攀升，不到3年销售总额就达570亿元，超过过去7年总和。2003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体育总局又将她调入国家网球管理中心，担任主任至今。
热情似火的陈招娣，现任总政文体局局长，2006年晋升少将军衔，是中国体育界的第一位将军。
上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国掀起了“下海热”，刚退役不久的女排姑娘们，也有不少人赶上了这趟历史快车。
“笑面黑娃”梁艳，退役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后到《新体育》杂志社工作了4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梁艳“下海”，创办了“梁艳体育广告公司”。在1992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上，她的公司都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广告代理。
“文革”后女排第一任队长曹慧英在90年代初也辞了职，随丈夫一起办公司，从事体育文化领域内的经纪业务。她拥有一座颇有气势的“龙德行大厦”。2007年以后，曹慧英全家移民加拿大，如今，她是加拿大体育发展公司、美国体育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陈忠和曾经在《笑对人生》一书中详细回忆了他和这些女排姑娘的往事。在书稿末尾，他写道：“她们全部步入中年了，但是，在中国排球史上，她们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功臣。”
（《?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32期 邢静 兰燕飞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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