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生于四川广安。然而，自16岁“少小离家”直至1997年逝世，小平同志就再也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
邓家老院子，邓小平出生在
这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也在这里度过
广安百姓的传说
成都到广安280公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坐在记者身边的是位40多岁的女士，家就在广安。记者问她是否知道小平同志生前没有回过广安的原因，她说：“听老人们讲，小平同志的属相是‘龙’，他是从广安经渠江到嘉陵江，再到长江进入大海的，‘龙’归大海是不回头的。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
记者在乘出租车前往招待所的路上，和司机曹先生聊了起来。说到小平同志为什么没回家乡，他的说法更离奇。“说是小平同志的祖母戴氏在世时曾救济过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为了报答他的祖母，便在离邓家不远的佛手山，给她家选了一块墓地，‘可以让邓家出一个大人物，但这个大人物不能回家’。”对于这些说法，他们自己也认为“未必真实”。
牌坊村探究竟
广安市向北7公里，是小平同志故里――协兴镇牌坊村。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记者看到新修订的牌坊村《邓氏家族分谱》。族谱记载，邓家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邓家先祖邓鹤轩以兵部员外郎之职入蜀，安家广安。到邓小平的父亲这一代，邓家已经在广安繁衍了18代子孙。
邓小平故居管理局局长马福告诉记者，据邓家族谱记载，邓家有过辉煌的族史，迁入此地后邓家第十二世孙邓时敏，1745年官至大理寺正卿。告老还乡后，被清政府授予通奉大夫。为表彰他的德行，嘉庆皇帝下旨为其家乡赐造了“神道碑”和“德政坊”。牌坊村因此得名。
不过，牌坊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曾三次改名。
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刮起“共产风”和“浮夸风”。牌坊村改成了“伟大大队”。1962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实行农业改革的紧急措施“三自一包”。次年，“伟大大队”又改回了“牌坊村”村名。1966年“文革”开始，邓小平被戴上“党内策二号最大走资派”的帽子，村名改为“反修大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拨乱反正，牌坊村又恢复了原名。
在今天的牌坊村，人们仍然记得这样的顺口溜：“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个人，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
家乡人的邀请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小平同志先后9次回过四川。然而每次来去匆匆，他始终没有回广安老家。
1978年1月31日，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接到四川省省委打来的电话：“中央有位首长来四川视察，县委的同志可以带点土特产过来。”邓欲治心想：是不是小平同志来了？虽然一时不能确定，他还是带上了小平同志爱吃的家乡特产：数十斤白市柚、锦橙广柑和4箱广安大曲酒。2月1日下午两点，邓欲治和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开车从广安出发，于次日凌晨5点到达成都金牛宾馆。
一进宾馆，邓欲治就看到了当天的《四川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小平同志的消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抵达四川省府成都。”
邓欲治当即和同事商量：能不能见小平同志一面，请他回家。他们找到邓小平秘书，说：“我们是从小平同志家乡来的，想单独见见小平同志。”秘书答道：“现在还没空，等一等吧。”他们以为这是客套话，就快快回房了。
没想到，吃过午饭，邓欲治被告知：“小平同志下午4点接见你们。”下午4点，工作人员把他们领进宾馆会客厅。过了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妹妹邓先芙、夫人卓琳一同走进来，笑容满面地说：“大家随便坐！”邓欲治便隔着茶几，向小平同志汇报家乡的情况。汇报完毕，他趁机提出：“家乡人都盼望邓副总理回广安看看。”
结果出乎邓欲治的意外，小平没有说话。站在一旁的卓琳连忙接过话：“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
“回到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198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四，四川省委来了通知：“小平同志已经来到成都过春节，要见家乡的代表和他的舅父舅母。”当天下午，时任广安县委书记的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办公室主任王仁全、邓小平的舅父舅母等人，一起赶往成都。第二天上午10点，邓小平和王震在金牛宾馆东楼接见了他们。
“好啊，我今天终于见到家乡的‘父母官’了。”还没等他们开口，小平同志就先发话了，逐一问他们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我今天特别高兴，你们年纪轻，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
在与小平同志道别时，他们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恐怕没时间。小平同志没有像上回那样一言不发，他说：“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当天下午，大家又向卓琳提出请小平同志回家乡的请求，卓琳答：“他很忙，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家乡第三次邀请
第三次请小平同志回老家的是广安籍的四川电视台记者郑兴光。据郑兴光的朋友介绍，1988年6月，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小平同志坐在一艘游船上，带着小孙子泛舟观灯：“你看，那是家乡的龙灯！”在一旁采访的郑兴光问小平同志：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没想过回家看看吗？小平同志摇着头说了两个字：“我怕。”
他怕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代：“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小平同志的长女邓林也佐证了这个说法：“我父亲说，回去这个找你办事，那个也找你办事，太麻烦。”
“邓小平是全国人民的邓小平”
小平同志生前的警卫秘书、现年74岁的张宝忠将军，在和记者交谈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一直没有回老家，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工作特别忙。尤其在1956年当了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以后，就越发夜以继日地忙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需要他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第二个原因，小平同志没回家乡广安，是他不愿意惊动当地群众，不愿意给家乡添麻烦。小平同志考虑问题比一般人都要深刻。他不回广安，也是为了爱护广安。你想，当年广安经济比较落后，如果他要回去或者老提到家乡，省里会怎么对待广安？小平同志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给家乡拨一分钱的话？因为他知道，全国比广安困难的地区还有不少，比如西北等地区。这是有他的政治考虑的。
小平同志有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小平同志心底深埋着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感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家乡广安的热爱。
(《环球人物》2008年8月下半月刊 李荣刚 王翠 周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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