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小岗村有115人、550多亩耕地。副队长严宏昌说：“我就不信这个邪！这么厚的黄土还养活不了几个人？小岗村在1966年至1978年间，吃国家返销粮23万斤。摁手印的18户,家家都有乞讨的历
正是这种“不信邪”的精神爆发出改革的惊人勇气。
当时，在全国各地，“敢吃螃蟹”搞包产到户试验的远非小岗村一地，但很少能像他们那样幸运地得到省一级决策层面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与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间，发生过这样一次“很典型”的争论：
老干部：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多年以后，杜润生在回忆这次争论时感慨地说：“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
当时，虽然仍有许多人预言，“大包干”是“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可仅仅一年间，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达到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超过10%。“大包干”激发出来的生产力更是惊人。小岗村当年粮食总产量即由徘徊多年的3万斤激增到14万斤；国家下达给小岗的油料征购任务是300斤，而小岗当年的油料产量却突破了3万斤。
而思想上的交锋远未停歇。巨大的压力之下，即使是十分支持包产到户的安徽，也不得不放慢它的脚步。1980年2月，已调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村工作的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的“包产到户”情况和由此引起的争论。4月2日，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一定要放宽，调动起每家每户的积极性。
然而，同年4月下旬，在安徽省南片几个地市委书记碰头会上，又出现了“倒春寒”，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愈演愈烈。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自此，激烈争论逐渐平息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速度也随之加快。
1982年1月1日，中央印发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从而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受到农民发自肺腑的欢迎。
（《?望》2008年第40期 包永辉 陈先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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