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立下了不朽功勋。但“四人帮”究竟是什么人？代表一种什么社会力量？在揭批“四人帮”的头两年，普遍的认识还没走上正路，甚至还十分荒唐！
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思维，既然资产阶级是我国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那么“四人帮”当然就是新老资产阶级分
那时的批判就是这样做的。某国家机关在1976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反对在市场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指责“四人帮”唆使地区之间搞“自由贸易”。这样的批判只能让“四人帮”讪笑于地下。
显然，这种批判是不能服人的。
第一个正确指出“四人帮”社会阶级本质的中央领导人是叶剑英。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深刻指出：
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
“四人帮”及重要骨干的经历、地位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非常一般。他们完全是在一种特殊关系光环的烘托下，以最革命之名、行最反动之实的阴谋手段扶摇而上的。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
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叶剑英看来，“四人帮”既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帽子残害全国人民；又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绞索扼杀科学文化。其实“四人帮”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落后、最野蛮、最反动、最无信义、最会享乐的封建势力和流氓无产者的代表。因此，叶剑英在讲话中号召全党：
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叶剑英反对封建主义绝不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有深厚理论根底和丰富阅历的。1980年6月，他对耀邦同志说：
扫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著作就是反封建的，因为19世纪40年代德国还是个封建社会，还是农奴制，农民还是奴隶，我们不要把自己降为一个奴隶。……孟夫子都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个孔夫子不行，三天没有皇帝他就饭也吃不下了。
好在叶剑英并不孤立，许多老同志也感同身受。1979年，李维汉十分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1979年底耀邦同志去北京医院看望李老，李维汉结合自己50多年党内生活的经历，对耀邦同志细说了他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党内遗毒的认识。
耀邦同志对李维汉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考虑这一问题也非一日，他回答：“这件事我看只有小平同志来领导进行才行，”并建议他直接找邓小平谈谈反封建这个问题。
半年之后，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诚恳阐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观点。他的开场白是：
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
小平同志的反应相当敏锐、及时，全力支持他的意见。邓小平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指出“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有缺点、不完全。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可以不宣传。第二个行动就是在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讲话的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并要与“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联系起来。
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合理合法地成为我党的一项重要决议，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从而成为我党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叶剑英作为“破除封建主义的第一人”，他的眼光、胸怀和对党的负责精神就越来越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纪念。
（《南方周末》10.2 胡德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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