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汤化龙挽宋教仁一联，可谓才思文辞俱佳：“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挽联日渐稀少，尽管不时仍可以瞥见，但大多空洞直白，活像按字数排列的口号、分行编配的套话，放在谁的身上似乎都合适又都不合适，缺少挽联最基本的文化含量。
自从悼词逐渐成为统一定性的悼念文字后，各种志哀方式，包括挽联，便日渐退隐。现在的悼词，上级通过，亲属点头，经过反复斟酌后形成，带有盖棺论定的性质，是所谓权威发布，牵涉到待遇、声誉、丧葬规格，甚至还关系后代的生活等，失去了任何自由宽泛表达的空间。这种悼词定性的习惯一旦养成，任何不一致的私人意见，都可能引起诸多麻烦。轻文化温润而重政治结论，这样的社会风尚大概也是挽联文化逐渐消退的原因之一。
当然，挽联的衰微与传统文化根底不足存在着因果关系。挽联讲究用典、工对，还有节奏、句式、音韵、比喻、反讽、隐语等。文化根底既指挽联的作者，也包括读者。有文化的挽联假如遇上没文化的读者，同样丧失了意义。挽联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但当作者和读者都遗失了传统文化后，剩下的挽联就只能不讲文化了。
（《文汇报》11.4 顾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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