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昌永“出走”引发的争议，反映出上海这个曾经的文化重镇对当前自身文化地位的不满足。上海对文化领军人物的渴求，对文化复兴的渴望，似乎从未如此迫切。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迅速发展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左翼文化圣地。一条500米左右的多伦路，就先后住过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周建人、陈望道、柔石、丁玲等，也曾留下过瞿秋白、夏衍等人的足迹。两相对照，难免让人心生感慨。
余秋雨曾批评，上海的经济发展全球瞩目，但文化地位并没有提升。
“文化大师不是评出来的，不是人工培养出来的，也不是用金钱催生的。”沪上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建议，作为政府、官员，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思想更加解放，使艺术家有更加自由宽松的心态投入创作。“我们提供一片好的文化土壤，创造好的文化生态，至于能不能出大师，不是主观能决定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眼见着优秀的人才“转身离开”，除了给予必要的理解，是不是也应该向香港学习，讲究点择才之道、优才良策、储才良计？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分析，“如果上海能面向世界，创造足以吸引全球优秀文化资源汇聚的良好机制，未必不能造就文化顶峰。”让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在这个舞台成名、在此借船出海，这才是上海建设文化中心的要义所在。
（《人民日报》11.19 曹玲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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