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退到底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此时的任仲夷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对特区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未能成行，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他的身体却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未能在深圳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1985年春节，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任仲夷兴奋异常，陪着喝了几杯茅台，回到家竟然脑中风失语了。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中央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轻化，他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请求退休。
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按惯例，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并提出自己回家办公。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每天早晨6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手拿收音机，踩着熹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本来，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创造了党史上的一个纪录：从十三大到十六大，他每届都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愈加锋利的真理之牙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说着，目光焦灼。
邓小平在1986年就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较慢。
此时的任仲夷，虽然身体已全面衰退，但他的大脑仍吃力地运转着，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苦苦寻找着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
2000年8月，他发表了《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文，呼吁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无不别具新意。
2002年，他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认为，人的认识凡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就会大大推动历史前进，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则会成为历史的反动。
这一年，他的最后一枚真牙也拔除了，但他的真理之牙却愈加锋利。这一年，他还嘱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是是非非”。第一个“是”和第一个“非”作动词用，解释为敢于肯定对的，敢于否定错的，敢于“是是”，更敢于“非非”。他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是“是是非非”的过程。
政治家的遗言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他已经60年没有回家了。那是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他为破旧的村小学捐了10万元。
面对着触手可及的死神，他一如往常地平静。他说，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发个讣告，告知亲朋好友，或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就可以了。悼念仪式的气氛不要搞得那么沉痛，要轻松些，不要让大家难过，让大家保重身体，好好地活着。
他与大儿子谈孙女的教育：“心里要有是非标准，心中要有真理，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对二儿子和儿媳交待的是在美国上学的孙子：“不仅要以外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还要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沟通和往来。”他拉着三儿子的手深沉地说：“你除了抓好企业外，抓好经济外，还要多从政治上关心国家的事情啊！”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这期间，正好四分之一世纪。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3期 李春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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