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出身富裕大户，祖辈留下的“田家大院”，被父亲抵了赌债之后，赎回大院一直是他的人生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他曾落入匪帮，离
江波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出生入死的十八年中，留下了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更说不清的还在后面：一个监视他的特派员，货真价实的“女特务”，竟然爱上了江波。斗争形势云诡波谲，出现了一个神鬼难料的生死关头，五千被俘的战友面临集体处决。为救战友，江波不仅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连“政治清白”也投了进去。他以接受她作为筹码，换得了战友的生命。于是，战友获救，江波结婚。
我们曾经最习惯的思维是“两极划分”。革命还是反动，正确还是错误；整个社会要“划清”，而这“划清”要渗透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以至于每一个家庭。如果在文革中，田青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是：你是“土匪”，你是“资本家”，你怎么成了共产党？江波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是：你和那么多的反动分子混在一起，打得火热；你和女特务的勾结到了睡在一张床上，你必须交代你的叛变罪行！
我们曾经“闻‘人’色变”，对人类共有的人性视若寇仇，无法承认阶级性和人性的冲突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更不能接受完善人性、回归人性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
对《走西口》、《敌营十八年》，我可指出不少硬伤和软伤，但在怎样认识历史发展的真实性、社会关系的既冲突又和谐的科学性、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的复杂性等重要思想问题上，两剧作出了意图突破的有益的尝试，是值得大家思考和探索的。
(《解放日报》3.2 沈敏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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