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学者回忆说起
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许道明先生曾在《惜乎，刘大杰先生》一文(收入《挽歌的节拍》一书)中，对刘大杰
作为一个作家，刘大杰这位湖南岳阳的才子，当年真是才情艳艳……
作为一个学者呢？刘大杰则才情郁勃，《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他在海内外赢得了巨大声誉……然而，这部书后来的几次修订又让他“西子蒙不洁”，即他“建国后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为着响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或许还有些进步的意思，到‘文革’期间的奉命再修订，虽有难以言说的无奈，但好名矜才毕竟使他晚节小损，很是可惜的”。也有人回忆说：刘大杰用“儒法斗争”来解诠一部中国文学史，当时曾有人劝他：你这样做，身后怎么过得去？刘回答说：我不这么做，现在就过不去，相逼甚急。
出身于复旦大学的陈四益也曾剖析刘大杰说：“大杰先生是有他的弱点的。一个是软弱，经不起风波。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他便因一段历史一时讲不清楚而去跳黄浦江……软弱，使他不能抗争。”(见陈四益：《臆说前辈》）
许道明云：“刘大杰先生算是海派代表。他当然是聪明的，兼备活跃的心智，但他好标榜，好吹。他和周谷城在复旦大学是人所皆知的湖南籍教授，他俩都得到同为湖南籍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友谊。1962年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出版后，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过刘先生，多有褒奖，还谈了不少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意见。此类殊荣，对刘先生来说，差不多是一生中最为光荣也最为惶恐的节目了。于是，‘刘大杰先生，大作为何不送我拜读呢?’，主席的这句开门见山，本来很见风度，很能统一战线，很是对学术繁荣的关心，而在刘大杰那里却变成了像祥林嫂的‘我真傻’‘我真傻’。当然，祥林嫂的迷茫是没有的，代之以的是：大嘴巴张得虽不怎么大，终究难以掩饰浓眉之下一对眼睛放射出来的得意。”
毁誉参半的一部书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问世之后，大致经历过三次风波：一、毁版于日伪统治时期；二、被批判于“反右”运动后期；三、修订改写于“文革”中期。就是这部书，成为了当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部当代“经典”。
林东海著《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回忆，1973年，该书第一卷修订后重版。嗣后，全国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当时，刘大杰正修改该书第二卷(隋唐五代部分)，“初时，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着以‘儒法’色彩，并没有以此为纲，完成一个修改稿。先生将打印好的一份修改稿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认真地阅读修改稿，有些地方还注了旧式拼音。后来印成大字本，便是这个初步修改稿。1974年年底，先生听说‘发展史’大字本已经出版，来信要我代购一部。1975年1月20日，我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了刘先生。他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还没等我说话，先生便高兴地说：‘我正要找你，书不用买了，江青已送给我一部。’据说先生回沪后，曾将江青赠书事告人。”此前，毛泽东赏识刘大杰，江青看在眼里（其参与了上海谈话），当时又正值“样板戏”观摩大会，江青主动请刘提意见，并要求刘以“儒法斗争”为纲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这就是刘大杰先生误入“贼船”的经过。
刘大杰此时吹“江青赠书”，不啻授柄于人，即“‘四人帮’垮台以后，以‘儒法’改书和受江青赠书，自然招来物议和批判。刘先生自然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谓其荣也至极，其辱也难堪。”这就是教训了。
聆听领袖评述古人
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涉及众多历史人物。据林东海的回忆：“刘先生对我们说：‘毛主席对李白、李贺、李商隐和韩愈，都很喜欢，但我们不能因此把他们捧得太高。’对韩愈一分为二，这是刘先生一贯的看法，在无从下笔之时，只好写信求助于毛泽东主席。接到主席复信后，他把主席的意见转告我。”这就是1975年2月12日毛泽东的一封信――
“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以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刘大杰认为不能全部否定韩愈，在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之中，则对韩、柳进行了重新的诠释，换言之，是以“儒法斗争”为标准的，所以后来遭到学界的批评。
后来刘大杰说：“四人帮别有用心，故意插手，制造混乱，甚可恨也。”林东海以为：“这里所谓‘插手’云云，自是暗指对他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插手，弄得他苦不堪言，因有‘甚可恨也’之语。……刘先生说儒法斗争是学术界的重大问题，毋宁说是政治斗争对于学术界的重大影响。在举国上下都搞儒法斗争的时候，刘先生修改他的‘发展史’，必然要受到影响，但我清楚地感觉到，他力求从政治漩涡游向学术的领地，多么吃力，多么艰难!从他的苦苦求索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以学术为资本去牟取政治上的荣耀，仍不失其为学人的高尚品格，与那班以学术为晋身之阶登上官场显位者，自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材料，说明了当年那场荒诞的政治（非学术）运动的复杂性和评价它的繁难，这里也当然不是要给出一个定谳，只是撮拾些材料，借以窥出当年那幕闹剧中学人的尴尬，识得历史的沉重。如今，刘大杰的那部《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已经黯然失色，差几无人光顾矣。
(《中华读书报》3.4 散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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