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面书生无架子
1957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
杨朔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不过，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的浪漫不羁的作风。他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
一般说来，代表团出国以后，气氛比较放松，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都妙语如珠，经常互相之间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
胶东口音英语
杨朔英文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他的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
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1960年8月，日本广岛举办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中国代表团中有巴金和杨朔。巴金要在一个会上发言。他写了发言稿，征求杨朔意见。其中有一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苦难）“我的心在流泪”。杨朔看后，提笔就把“流泪”二字改成“燃烧”。
认真检讨买房子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开“批斗”杨朔的会倒比较少，只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
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的作品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一次会上杨朔曾企图为他的作品辩解，被主持人打断。
杨朔曾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认为是“变修”的证据之一。他对这点诚恳地接受，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有房产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杨朔在“和大”并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因为他并不负责“和大”的日常工作，许多人也不认识他。直到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
绝望自杀
“文革”开始后，原来的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杨朔也在其中。他们被集中到一间大会议室，食宿都在其中。同时在军代表领导下给每人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审查。
在军代表讲话之后，有一个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绝望的杨朔就自杀了。
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班。大约九十点钟，他们陆续拿着脸盆到盥洗室洗漱，我见到杨朔也在其中，并无异样。到了半夜，我忽听里面喊杨朔好像不省人事了。
我赶紧打电话叫负责人，他们把杨朔紧急送往医院，但经抢救无效，杨朔去世了。据说他床头有安眠药瓶。
所谓的“罪状”
刚开始隔离审查，就有人自杀了，军代表当然不会认错，反而开大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而且还罗列他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其中又提到自购私宅，生活奢侈，并分批组织大家去“参观”他的住宅。
我发现他所谓的“豪华住宅”就是一进小四合院的半边，并未超过当时与他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的规格，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状。
杨朔当时在“和大”并不是受冲击最大的，也没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军代表刚刚进驻之后要匆匆走上这条绝路呢？
后来我们分析，还是由于他太老实，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他还认为是“小将”胡来，运动后期会有正确结论的。但是军代表被认为是毛主席派来的，在他们进驻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级，变成敌我矛盾性质。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就绝望了。这是我们的分析。杨朔本人最后究竟怎样想的，已无法知道。
（《北京青年报》3.13 资中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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