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不远，却没成行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
淮安近在咫尺，但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能成行呢？1991年10月25日，周恩来的生前卫士韩
平生最恨“衣锦还乡”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曾谈到，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退休以后，他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不让亲友获得特权和照顾
周秉德曾听成元功等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算过一次，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两年间，前来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100人。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恩来再次谈到过“五关”时说:“我常说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事实也确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婶母一次患病，被县委送到淮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周恩来获悉后，写信给淮安县委:“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八婶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寄去婶母安葬费、善后费及尾欠垫款25元，并叮嘱:“我婶母家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以照顾。”
(《老年日报》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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