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唯一常驻加沙的外国记者
■她亲历了去年年底爆发的加沙战争
■她深入定居点了解巴以家庭的生活状态
■她说身为记者，自己更像个亡命徒
“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接受周轶君的专访
因为办理各种手续延误了时间，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的第八天，周轶君才到达战区。一下飞机，恰好赶上地面战争开始。此时充斥耳膜的爆炸声、滚滚燃烧的黑烟让这个曾经驻加沙两年的女记者心情复杂。
多年报道巴以问题，周轶君对双方的领导人都比较熟悉。“采访以色列领导人，他们会跟你说在他这一任期里他要做什么，希望近几年会有怎样的变化云云。如果你问哈马斯某个问题如何解决，他会说：我们可以付出几代人的代价来等到美国的衰弱、中东的复兴等等。而不在乎这一代人的生活有没有希望。这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较量。”
“我看待这个问题时总想努力使自己公正，但其实是很荒谬的。巴以之间的恩恩怨怨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很难讲是谁先开始的，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讨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我们应该守住的就是人道主义的底线。”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当记者，谁没有梦想过成为一名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1998年毕业的周轶君进入新华社后，2002年就被派到加沙报道巴以冲突，一待就是两年。周轶君坦承自己当年申请去加沙，仅仅是受年轻人的虚荣心怂恿。然而真正到了那里，目睹自己的镜头后面，每天都有人在流血、死亡，她的心慢慢变得谦卑起来。
在加沙，定点清除、空袭特别多，你完全预料不到什么时候一个炸弹就会从天而降。周轶君还记得，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在世时，曾在逃脱了一次定点清除后的第二天，就在自己家门口会见新闻媒体和支持者，她照例也去拍照片。
“当时人很多，我挤到最前面拍，也没多想什么。后来看新闻得知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以色列又出动一架战机来炸亚辛，已经锁定目标了，结果发现现场人太多，飞机才掉头回去了。”
周轶君不愿意拿危险当炫耀的资本。“有一位摄影师说过，真正动人的故事是在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要做爆炸背后人性的东西。”为了追逐这更深层的意义，周轶君锁定了定居点。“平时总会听说定居点，但没有外界人真正了解它对两边的人民意味着什么。”
她来到距离以色列定居点最近的一户巴勒斯坦人家，全家十多口人，只有一张床。当晚这张珍贵的床被让给了周轶君，其他人全部睡在地上。在这个什么家具都没有的家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厕所，那一晚全家就往厕所里跑了好几次。透过窗台，周轶君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巡逻坦克正通过他们的门前。
周轶君随后又去了一户以色列家庭。令她感慨的是，仅隔一条边线，他们的生活与巴勒斯坦人却有着天壤之别，好像世外桃源。“房子很新很漂亮，安全措施很严密，但这家孩子看的动画片与巴勒斯坦孩子看的是一样的。”
这户以色列家庭连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没有真正见过，却把对方想象为魔鬼。周轶君感到正是因为相互不见面、不了解，才会让仇恨的根系越扎越深。
石头与子弹
在战地，女记者是稀有动物，无论是国际媒体圈里还是巴勒斯坦当地都非常少见。由于加沙环境恶劣，西方媒体的办公室都设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周轶君曾是唯一常驻加沙的外国记者。
“你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不会考虑那么多。我总认为我首先是一个记者，然后是女记者，最后才是女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必要的保护措施。去难民营采访时，即使周轶君穿了袍子，那些男孩子看到一个外国女人独自出来也觉得非常好奇。她在前面走，后面能跟着几百个孩子。“他们一开始向我丢小石头，试探我的反应，后来改丢大石头，结果就把我砸伤了。”
比起石头，更可怕的是不长眼睛的子弹和弹片，在加沙活动的记者们人手一个头盔、一件避弹衣。然而战地的状况变化不定，并不意味着穿得越多越安全。
“2002年，CNN一名记者拍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头的场面，因为他穿着避弹衣，人们就躲在他背后拿他当盾牌，结果他被以色列人打中受了重伤。”
“有一次我们也去拍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头的场面，为了抢画面，记者们都站在双方的中间。我跟一个经验丰富的巴勒斯坦摄影师靠在一起。他告诉我要靠坦克更近一些拍东西，不能直线走过去，那样会让坦克上的士兵认为你具有进攻性，必须走之字形，而且还要不断停下来假装拍些东西，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你只是一名记者。”
当天这位巴勒斯坦摄影师就没有穿避弹衣，理由是太重了。凑巧的是周轶君也只穿了一件羽绒服，对方还称赞她非常勇敢，其实她是忘了穿。“前一天去修车时把避弹衣拿走了，可不能说没穿避弹衣就不工作了，只有继续。”
空袭与地中海
加沙很小，面积只有365平方公里，四面封锁，没有电影院、没有商场，一个年轻姑娘怎么可能呆得下去？出发之前有人预计，不出3个月周轶君就会吵着要回国。不仅是危险的问题，那里的生活实在太闷了。
有次半夜，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全城停电。不能做别的，周轶君就坐在地板上数导弹，那晚一共发射了14枚。在咚咚的巨响中，她也不禁问自己值得吗？新华社驻加沙的办公室特别大，周轶君一个人住198平米，但她经常一个月都不会走到客厅里去，客厅的钟停了多久她也不知道。
周轶君说她不是一个很恋家的人，但有一年中秋她特别想家。“我的窗户对着地中海，我就冲着大海叫我妈妈的名字。”但这种时刻太少了，两年里她几乎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孤独。
强烈的使命感能帮人克服厌倦，洒脱的个性也让周轶君能“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她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薄荷，学中东人煮红茶的时候就摘几片放进去，为自己营造点小情调。空袭一过，她还会开着那辆大吉普车去海边。加沙什么工业也没有，天非常蓝，没有人的地中海宁静而美丽。她觉得自己独霸了这片天地，这辈子都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美景了。
周轶君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第一次被派驻加沙时才26岁，作为记者，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一个全世界最热点的地方，这让她在专业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作为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开始目睹生与死的较量，这种体验将汇聚成一股怎样的力量，她现在还不能得出结论，但就像一颗种子种下去，慢慢发芽抽枝一样，必然会对她的一生产生影响。
（《北京青年报》3.12 颜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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