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的署名，不外乎用真实姓名和用笔名两种情况。面对“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文章署名，人耶鬼耶？是耶非耶？笔者还真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
以单位或组织的名义署名的文章
以单位或组织（包括群众组织）的名义发表文章，是“文革”文章署名的一
1966年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这是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第一次在社会露面，这张大字报也是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6至7月，“清华附中红卫兵”连续发表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被毛泽东所肯定，并刊登在《红旗》杂志上。一时间，“造反有理”的口号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成为“文革”最著名的标志性口号。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东方红》报上，首次发表署名“东方红”的《群丑图》，将一百来名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队、丑化。这幅漫画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随之又出现许多新的版本。
这些文章或漫画，多是个人执笔创作，但都是以某某单位或某某组织署名。当时，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如今，你要找出这些组织背后的真实姓名，难，比蜀道还难，难于上青天。
署笔名的文章
“文革”中，署笔名的文章最多。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文革”中一些笔名的主人已经露出真面目，例如，“何明”是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笔名，“峻岭”是江青的笔名。当然更多的笔名主人已经无处追寻。“文革”中，大家为什么不用真实名字发表文章？
或者是要破除名利思想。或者是集体写作，大家的劳动成果，不能署一个人的名，只好用笔名。或者是一些作者身上因为有“政治问题”没有弄清楚，不能署自己的名，只好婉转地用笔名。或者是一些作者心虚，那些文章，或违心表态，或捕风捉影，或无限上纲，作者自己也不敢署上真名。
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徐景贤曾回忆说：“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姚文元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判文章，就用‘劲松’作笔名。文章发到报社去，除我们外，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知道。”使用笔名，颇似穿戴隐身衣帽，让对手看不清真实面目，进可攻退可守。
写作组的笔名
“文革”中后期的许多文章是“官办”的写作组炮制的。这些写作组根据上级的部署，适应政治斗争需要，写作了大量文章，送审批准后署上笔名，在报刊发表。那时，比较著名的写作组有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等。
徐景贤回忆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成立于1964年，它即使不算全国写作班子的始作俑者，也可说是各种大批判写作组的‘领头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署名让人眼花缭乱：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宫效闻等。据说这个写作组共使用过80多个笔名。
1973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3月，调整人员改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迟群、谢静宜负责，他们在江青等人直接点题授意下写了大量文章。文章的署名多为“梁效”。“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除“梁效”外，这个写作组用过的笔名还有柏青、施钧、秦怀文、高路、景华等。
“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使用“初澜”、“江天”等笔名，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使用的笔名为“唐晓”、“汤啸”等，“唐晓”、“汤啸”即“党校”的谐音。
文化老人何满子说，“文革”中作者的署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符码”，“环绕着这些风云一时的笔名，还包藏着历史风俗的色相，也许从这个角度切入，还可以淘出点历史隐秘的信息来”。
（《书屋》2009年第3期 胡松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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