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务运动始,铁路和轮船已陆续出现于中国,但其数量之少且分布不均不足以将偌
胡适像孙中山一样羡慕美国纵横交错的铁路系统,并从中看出其对国家统一的巨大功用。但他们不考虑国家财政无力“赶成”一副完整的现代交通体系,忽视了另一种更现代的通讯技术――电报。电报的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投资少(不用举外债,主权在我)且建成快的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1900年,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批准设立南北洋电报,他认为,电报对于军事行动和保护国家疆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建设费用不过十数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
南北洋电报于次年建成。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电报大大促进了各地方共同体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假若说李鸿章引进电报反加速了清朝的终结,那么,西方发明的这种技术也成了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它们发现这个向来缺乏组织的国家已迅速动员起来。
以前因地理距离而处于不同时空的各地方共同体,如今被电报一齐带进同一个时空共同体。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能迅速变成全国运动,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1927年的北伐能进展神速,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而且,电报也成为“国际运动”的媒介:巴黎和会期间,七千封电报从中国各地发向巴黎。这一切,在190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没有遍布全国的电报网及重要区域的现代交通网,1913年后分裂的中国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再度获得统一。
(《中华读书报》7.1 程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