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伟夫妇合影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一曲悠扬的歌谣，把铁道游击队的生活刻画得如
尽管没弹过土琵琶，也远离了激扬青春的微山湖，但当年“飞虎队”的传奇故事，依然在赵明伟的心中，时时激荡。这位今年90岁的老战士，并不安于闲适，而是经常到各中小学去，给孩子们讲讲当年扒火车的故事。
护送首长通过敌占区
1942年6月，鲁南军区政治部指派赵明伟到鲁南独立支队政治处任特派员（即保卫股长）。“组织上要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方面。”赵明伟回忆。
“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的任务很重。”赵明伟回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肖华、陈光等高级领导干部，我都护送过。”
赵明伟说，他们护送的路段有50多公里，要穿越日伪军占领的津浦铁路、临枣铁路等。“这些干部先到江苏，再从江苏到山东军区，山东军区主力部队送到鲁南，我们铁道游击队接着护送通过敌占区。”
赵明伟回忆：“陈毅路过时，王志胜副大队长提了酒、烟送给伪军。那种烟很高级，我们都舍不得抽。可惜，牌子记不住了。”
“高粱酒和高级香烟送去后，王副大队长跟伪军讲：‘我们有客人要路过，希望你们帮忙。”赵明伟回忆:因为我们送了礼，再加上平时注意做伪军的工作，他们很配合，把碉堡的吊桥放下来，陈毅就过去了。
“生死薄”威慑伪保长
1943年秋，赵明伟成功审查出一名打进铁道游击队的日本特务，并将他锄掉。
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10月，赵明伟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我是第四任政委，干了一年左右。”赵明伟说。
对伪军既斗争又拉拢，是铁道游击队的一个鲜明特点。赵明伟在伪军、伪政权人员中开展“黑红点”活动――谁帮共产党、八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谁干坏事就记上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账，群众称之为“生死簿”。
“有一次，铁道游击队抓了几个伪乡保长，副大队长王志胜拿起几张纸片在空中一扬：‘你们的罪行都记在上面啦！’那几个伪乡保长顿时像泥一样瘫了下去，个个捶胸顿足地表示，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将功赎罪。”
“生死簿”使得不少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铁道游击队建立了秘密关系。“没有伪军的暗中相助，中央首长过铁路就不会那么顺利。”
“为了与伪军搞好关系，我们还做伪军的家属工作、特务的家属工作以及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家属工作。”赵明伟说，这些人也同样点“黑红点”。
敌人眼皮下周旋巧脱险
赵明伟有过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1944年春，政委赵明伟和警卫员的活动被敌人盯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跑的，一跑，敌人肯定认为你是铁道队，肯定追，肯定没命。”危急关头，赵明伟把枪放在衣袖里，不慌不忙地直接向鬼子走去。当时，迎面敌军有四个，三个日军和一名翻译。鬼子骑马过来，问赵明伟：“你的什么地干活？”
赵明伟说：“我的买卖地干活。”他又随机应变地回答：“太君你们的辛苦是大大的，回头到我的小店‘米西米西的’。”敌人看见赵明伟十足一副生意人的
样子，就转而向他打听：“你们那个村，铁道队的有没有？”赵明伟说没有。鬼子相信了他，喊了一声：“开路！”
同年秋，赵明伟带着警卫员去找伪保长，并从伪保长口里得知敌人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包围圈。
“当时我们所处的位置，东面被日本兵堵住，西面和北面又有汉奸集结，如果从东面突围势必和日军硬碰硬。”经过慎重思虑，赵明伟决定选择敌方兵力不足的西北方向突围。为迷惑敌人，赵明伟和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
“我打扮成一副日本特务的模样，而警卫员则穿上汉奸常穿的衣服。”赵明伟回忆，警卫员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走了不多久，赵明伟等人就碰上了迎面赶来搜捕游击队的汉奸。见他们过来，赵明伟故意大声责骂警卫员：“你这小子，真是无能！怎么叫你抓个游击队员都不行，真是个笨蛋。”
同时，赵明伟又拿树枝抽打警卫员。汉奸见此，便上来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游击队，他们往哪里去了？”
“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赵明伟指着一个和游击队活动相反的方向告诉他们。这几个汉奸迟疑片刻后，便朝着他所指的方向追去了。就这样，赵明伟再一次脱离了危险。
铁道游击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有时住老百姓家里，帮老百姓挑水、做家务、抱小孩、打扫卫生、砍柴，老百姓很感动。”赵明伟回忆，我们帮助老百姓割麦子、收豆子，但不吃他们的，不喝他们的，不用他们的一针一线。
赵明伟回忆，当时生活艰苦到什么程度？6月到11月，半年时间，基本在外面睡，树林、破庙、高粱地，都睡过。醒来后，一身都是泥。
“天当被子地当床，一觉醒来半身是泥半身是霜。”赵明伟说，他们几年没盖过被子，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服，夏天蚊子咬得手腿都发黑，但心情很愉快。
(《北京晚报》7.17 梅世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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