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私有化”变了颜色
1992年1月，俄罗斯开始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俄的私有化，实质是对全体人民70多年劳动积累的巨额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1992年1月，俄罗斯启动私有化第一阶段――证券私有化阶段。从10月1日起，全国居民每人发放一张价值一万卢布（当时约
令人深思的是，随着私有化进一步推开，“大众私有化”变了颜色――广大人民并没有成为国有财产的所有者，却出现大规模国有资产向少数人集聚的现象。1996年11月，七大金融寡头之一的别列佐夫斯基称，金融寡头集团控制了俄一半以上的经济。新俄罗斯经济精英的出身结构更耐人寻味。俄学者的研究表明，61%新经济精英群体出身于原苏联官员。
这项研究披露以后，俄罗斯国内外舆论界惊呼：俄罗斯形成了“寡头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意味着苏联人民创造的大规模国有财产落入了少数人的腰包！
原始市场中的财富神话
为什么恰恰是苏联时期的少数官员得以盗窃全民的财产？这要从指令性计划经济中官员垄断性的经济管理权力说起。
苏联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官员代表国家掌握着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也就掌握了巨额的国家财富。诚如戈尔巴乔夫所言，在短缺经济下，他们成为企业的“皇帝和上帝，主宰和恩人”，并获得“垄断的权力”的“伴生物――礼品、贿金、互相利用等”。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部分经济官员已利用这种缺乏监督的权力从企业大肆捞取好处，迈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步。
但是，苏联经济精英真正大规模攫取国有资产，是在苏联出现了原始市场（自发市场和自发私有化）以后开始的。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经济分权的改革。他的本意是通过下放经济管理权力，激活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为国家创造财富。而一些经济管理官员和厂长却窥测到了经济混乱中蕴藏着个人致富的巨大商机，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悄悄地搞起了自发私有化。
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的丘拜斯将自发私有化归结为两种主要的形式。他回忆说：“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财产，改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资产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是通过简单的‘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
经济管理官员攫取财富的另一平台是自发市场。苏联时期，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加上苏联工业产品与国际市场有巨大的差价，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倒买倒卖，苏联形成了俄罗斯学者所称的“自发的、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场。诚然，自发市场也向普通百姓敞开财富之门，但是由于平民百姓没有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只能挣个辛苦钱――做国际小倒爷，跑一趟，可以赚得数百、数千美元。而经济管理官员们在自发市场上却是大手笔――他们能够搞到国际市场短缺商品的出口配额（1989年需要出口许可证的商品，占苏联出口商品总数的70％），进而搞到石油、铝等国际市场紧俏的原料，用成列的火车运往西方，拿回百万、千万美元的利润，神话般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原始市场近乎疯狂，苏联时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官员的财富以滚雪球的速度膨胀起来，迅速完成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深刻的教训
研究俄罗斯精英问题的专家奥・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指出，俄罗斯新经济精英从来不是做小本生意的人，也不是穷人――他们是苏联时期掌握着权力的人。
一位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俄罗斯经济精英1988年时52．6%是身居高位的权贵官员，33．4%是一般官员，只有14%是非精英。他们是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型这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大赢家，他们得到了苏联时期梦寐以求的个人财富，但是付出的成本，却是苏联的崩溃和曾经拥戴、追随他们的多数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掠夺。这给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第一，需要从原始的市场经济转变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正如吴敬琏先生指出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提升政治文明，确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这样的政治文明中，“任何权力主体都要受到约束”。
第二，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经济资源的全能配置者，转变为公共产品提供者。政府的职能，是培育制度环境，维护市场秩序，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弥补市场失灵等。
第三，需要经常、有效地加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教育。如此，方能避免重蹈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掠夺的覆辙。
（《同舟共进》2009年第9期 黄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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