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载
2008年8月6日
8月7日，范后军出示女儿的出生证后，在厦航售票点买了一张第二天飞成都的机票，准备去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却在当天下午收到了售票点打来的退票电话。
范后军不甘心就这么离开福州。他穿上以前工作时的制服，戴上工作证，拖着飞行行李箱，一大早专门跑到福建省委旁边的厦航售票点，因为那里的负责人是他以前的老邻居。结果，层层请示后，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拒绝。他的反应有些极端，强行关掉售票点的电脑、拉下电闸，甚至惊动了派出所民警。谈及拒绝售票的原因，售票点负责人回忆，“当时是奥运会期间啊！谁敢冒这个风险？”
不知是否巧合，范后军先后被厦航拒载7次，其中3次都发生在“敏感时期”。其他两次分别是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以及同年的9月11日。万般无奈之下，范后军只能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号称“中国航空官司第一人”的张起淮律师。
随着庭审的展开及媒体介入，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今年范后军有几次被允许乘坐厦航班机。然而，他仍会受到“特殊关照”，要么在登机时需层层请示，要么由昔日的老同事伴飞。从二审到宣判，范后军在诉讼上的形势每况愈下。“说到底，在厦航眼中，我还是个危险分子”。
缘起
矛盾的源头要追溯到“9・11”事件之后，组建专门的空中警察队伍很快被提上日程。“合同工要变成铁饭碗”，这是范后军的认识。
当时民航总局有“干满两年的空中安全员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这一说法。但是，厦航有自己的难处。由于机场临近台湾，上世纪90年代初，在劫机至台湾的事件中厦航占到1/3。为此，公司逐年扩大空中安全员队伍。“人家都是正规警校毕业，总不能不让人家参加考试吧？”结果，在厦航的争取下，民航总局最终同意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听到这个说法，大家立刻炸了锅。”范后军所说的“大家”是指像他这样从部队退伍的专职安全员。在文化水平上，“我们肯定考不过大学生。”但他很快话锋一转，提高嗓门，“可如果我都没转上的话，他们谁有资格转？”不可否认，他潜意识里看中的仍是“资格”。
其实，范后军后来的反应，在其上司眼中并不奇怪。2003年8月27日晚，厦航召开大会公布榜单。傍晚，范后军接到总部一个同事的电话，“告诉我转上了，高兴得我是一路从大门跳到办公楼的。”范后军回忆着那天的兴奋之情。但是，此时已经知道结果的保安部负责人却“心里哭都来不及，范后军刚刚离婚，他肯定迈不过这道坎”。
不出所料，坐在会议室第一排座位上的范后军，直到名单念完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当时脑袋都要炸了，这怎么可能！”没等会议结束，他愤然离场。结果，因为情绪不稳，范后军被停飞。
此后，他的心结缠绕在转制失败上。在与厦航领导的交涉中，甚至出现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样的字眼。恩怨纠葛的结局，2004年8月，范后军在厦航工作了10年零4个月之后被解聘。作为19.3万元补偿金的交换，他也付出了“在有子女之前不得乘坐厦航飞机”的代价。这为后面的拒载与官司埋下了伏笔。
落差
范后军一切情绪都写在脸上，用当兵时的连队指导员肖文贵的话说：“他是个心中无鬼的直肠子，爱较真。”
对范后军的性格，共事多年的上司自然最清楚。“那时候基地宿舍的床都是软床，他习惯睡硬床，调换不成，就硬是找来一块木板铺在床垫上。”法庭上，当审判长喊道“原告范后军”时，他的回答也是标准的军人口气，一个字：“到！”
“那时候，没人不羡慕我家，全村都没人坐过飞机，我儿子天天在飞机上工作。”范妈妈说。除了身份上的荣光，家里经济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范后军自己讲述，他在1994年的月收入就达到了4000元。
范后军清楚，只有飞行，才能保证所有的这一切优越。2000年，范后军在公司的体检中查出“单项转氨酶偏高”，被停飞一个月。这次小波折更加重了范后军的顾虑：“如果是聘用的安全员，随时会被公司剔除，但如果是正式的空中警察，即便有一天不能飞了，也还有国家公务员的保障。”范后军对后来空警转制的期望，并非一时之念。
结果，偏偏是转制的失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推倒了一切。结婚6年的妻子离开了他。后来为了筹钱，他在福州的房子也陆续卖掉。
午饭时，范妈妈念叨着常常在梦中出现的1997年。那一年夏天，范后军结婚，范妈妈成为村里第一个坐飞机的人，全村人都来给她送行。坐在旁边的范后军忍不住打断了妈妈的讲述，长长的沉默后，他道出了自己继续上诉的目标：“能够像普通人一样乘坐厦航的飞机。”可是，对于厦航来说，“范后军已经算不上普通乘客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3期 魏一平 丘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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