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率领的团队,完成一份题为《关于中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和技术选择的情景研究》的研究报告。报告计算
“如果目标是33%,那么我们只需要延用现有的措施就可以了”,邹骥说,“但即便如此,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关于这一点,一位气候谈判专家告诉记者,“为达到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十一五’期间,中国需要关停5000万千瓦的小火电,头三年已经关停了3000多万千瓦,这已经造成数十万人的失业”。
根据邹骥的研究,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0%”时,新增成本还不明显,而当减排目标提升到40%以上时,减排成本开始飞速上扬――这是一个成本剧增的临界点。例如,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5%”时,则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2亿吨二氧化碳,每减排一吨碳的成本上升到14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为30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每户居民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而当减排目标为“下降50%”时,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9亿吨,每吨碳的减排成本上升到了27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达到86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166美元。
(《21世纪经济报道》12.2 邓丽 定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