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本教材
评职称
河北省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杨威(化名)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攒书”。他参与编写的教材仍在使用，虽然他“直到现在都不认为是本好书”。
当时，几位合著者自掏腰包，交给出版社一万多元，买了一个书号。教材印刷了1000册，出版社一本没留，全给了作者，让他们自产自销。“听说有的老师先把教材发给学生，再收钱，这样书就不能退了。我们没做这么狠”。不够狠的结果是，这书只卖出100多本。
但杨威还是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下一本教材的编写，“把以前的书贴过来就是了。教材东拼西凑的特别多，‘编’不是‘著’，所以可以抄”。
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迟宝东说，与学术作品相比，教材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拿教材质量开玩笑，就是误人子弟，拿国家的未来开玩笑。“一部好教材是很难编的，既要反映学术成果，又要适合教学活动，要为教学活动做种种的设计”。
他认为，教材抄袭很难界定，“把章节次序倒一倒，就成了新书”，而且很少有人去认真比对，抄袭的发现和取证都非常困难。
在普通高校，教师名下的教材，也是评职称的砝码。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说，有人把这类教材叫做“职称教材”。不光普通大学看得很重，在名校的课程考核评比中，自编教材也很重要，于是，“职称教材”走了，“评奖教材”来了。
因此，在任何层次的学校，教师都有自编教材的需求，甚至故意拒绝现成的优秀教材，理由可以是冠冕堂皇的：为了“教材更有针对性”。
以出版换市场
有的时候，教材作者连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需要，纯粹是赤裸裸的牟利。
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说，有一名大学教师想把讲义变成公开发售的教材，自费出书，自己包销。这名教师的底气是，每届学生有500人修这门课，每年就有500本的“消化量”。由于出版社力量有限，“一般钱给到位了就给出了，确实不知道写的到底咋样”。“我比较担忧的就是，现在学校选用教材越来越进入无序的状态”，迟宝东说。基础课、公共课教材，由于数量巨大，“钱”景尤被看好。一些老师宁可舍弃国家级的优秀教材，也要自己攒一本，卖给本校学生。
有位出版界人士说，教材进入高校的渠道过去由学校教材科一手掌握，五六年前，国家整顿教材科，选教材的权力落到了教研室和任课老师手里。
一些出版社开始拉拢任课老师，请教师自己编书，再卖给自己的学生，许以高额版税或稿酬。有的出版社还以“研讨”活动的名义，邀请各校任课教师和教研室主任白吃、白喝、白玩，甚至出国旅游。
还有出版社先找人编完一本公共课教材，再分别与各高校任课教师接触，为了打进甲校市场，请甲校教师挂名“主编”，还白给报酬；在乙校，同一本教材的“主编”就换成了乙校的教师。
西部一家出版社，曾以某学会的名义向很多高校学生处发了一纸通知，称将组织编写一本就业指导类的教材，开出条件：使用500册，就可给一个副主编名额；包销1000册，就可当主编。
国家级教材也注水
我国现有大学2263所，“大学语文”类课程是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课，已有四五个版本的教材被视为经典之作，但它们没能挡住新版本的问世。
“教材问题，我感到有作者的原因，有出版社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教育部的原因。”一位教材评审专家说。
由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教材。教育部鼓励各高校选用此类教材，以确保教学质量。“十五”期间，约有各地申报的3000种教材被列入这个规划。到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指标突然猛增至1万种左右。
在评审中，有十几个学科组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指标太多，用不了。“就像只能评出300本国家级教材，非让你评出500本来。现在大家普遍感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含金量，远远不如‘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据透露，与“十五”由各高校申报国家级规划教材不同，“十一五”改为由出版社申报。结果，各出版社争抢“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名头。
一位出版界人士对于突然增加指标表示很不理解：“应用学科的教材应该随着学科本身发展不断变化和改版，但基础学科教材显然没有那么多变化的需要。但现在都是‘一刀切’来操作”。
作为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经常应邀四处参加评审，他注意到，很多教材里的错误都是“太不像样”，有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科学性的错误。
顾沛指出，教材与学术专著是有区别的，因为教学内容相对比较固定和传统。科学水平高的人写教材未必行，教材必须是有教学经验的人来编写，而且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考验。教材不是编出来的，是教出来的，需要反复修改，来回“磨”。
（《中国青年报》1.26 张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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