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上庐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三上庐山，主持中央会议。
第一次开会时间，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第二次，是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第三次，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
第一次会，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第三
最近在一家官方网站青岛新闻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961年庐山会议为何不公开报道》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
这条信息虽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证，但已可公开备此一说了。
两次会议一个版本
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两次会议相距11年之久，却惊人地相似。现就两次会议作简单比照。
首先开场气氛都很轻松。
1959年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载：“周总理也曾谈到过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那时候，是本着一年的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点休息的意思。’”
1970年会。《吴法宪回忆录》载：“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徐景贤也曾回忆：“周恩来告诉来访者，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然而，两次会议中途都突然变局。
1959年会。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载：“八月三十日，他（指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一下达，全会的风向立即转变，前几天还是陈伯达一伙大叫‘揪人’，不几天马上又变成了众人狠批陈伯达。”
没完没了的“检讨”
另外，两次会议上，最终还都有没完没了的“检讨”。
1959年会。受到批判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会上和会后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载：“九月一日，毛泽东在由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扬子晚报》1.20 钱伯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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