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年轻教师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群体，他们的现状可以反映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而今天的年轻教师也决定着四年后的学生质量和十年后的高校科研实力。
近日，记者走访中部几所“二类”高校时发现，不少青年教师处在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下，原本职业的上升期，变成了发展的瓶颈期
教学任务重
寒假，对李成来说，是难得的“整块时间”――不必想着备课，不必接听学生的电话，不必批改作业……终于可以潜下心来，把博士论文打磨成一部书稿的雏形。
李成的经历颇为顺利，从一所安徽省属高校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再到读完博士，基本上一气呵成。明年，凭借这部专著，他很有可能挺进副教授的职称序列。
不过，在李成这个年龄里，还得完成结婚、育子之类的“规定动作”。面对尚在摇床中的孩子，李成还得当起“奶爸”，或者替妻子打打下手。
“无论如何，这样的生活还是比开学时轻松了许多。”李成亮出了上学期的“劳动清单”：“大一，两门专业课，共108个课时；大二，一门专业课，54课时；学校下属二级学院，一门专业课，54课时；成教学院集中授课，36课时；研究生课程进修班，36课时；此外，指导了10名本科生的论文。”
“学校规定有教学基本工作量，每个老师都要完成，科研也一样。”按照学校规定，在一个学年里，李成必须发表“6篇省级期刊，或者2篇国家一般期刊，或者1篇国家重点期刊”。只有完成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李成才能拿到全额的津贴。否则不仅收入要打折扣，评职称也会受阻。
“隐形负担”也不轻
30岁的姜涛在中部一所综合性高校的艺术学院任教。该院历史不长，近年来新添了部分专业，加上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扩招，师资告急。
“教授、副教授的重心放在研究生教学上，本科生教学的任务自然落在青年教师肩头。”姜涛无奈地说，有些年轻同事，甚至还是本科学历、助教职称，就被推上讲台。
尽管已是5年教龄的“老教师”，姜涛每次备课还是不敢掉以轻心，45分钟的课，至少花上两个小时。“学校督导组经常不请自到，随机听课；学生拥有自主权，可以给我们打分，不满意的，甚至直接哄下去。”
除了挑起大梁，青年教师往往成为教学上的“拓荒者”，有时还被冠以“锻炼新人”的名义。
“老教师一般都拣熟课上，而青年教师经常接新课，有些课程与专业还有一定距离。”自入行以来，不到3年，姜涛已经带了6门专业课，那种感觉就像“看电视一样，在不同的频道间切换”。
“上了几遍的课，自然搭好了架子，备课的时候，无非是修修补补，添砖加瓦，而开设一门新课，等于重起炉灶。”姜涛感到，青年教师老是换新课，很难出精品课程。
这种感受，同样也属于李成，他觉得，“隐性的教学负担”同样沉重。
李成带一个大班的写作课，该班有130人，按照每学期3次作业的最低标准计算，他要批改390份作业，需要耗时一周，此外，还要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点评、总结。
有时课后，李成会遭到同学的“围堵”，望着那些求知的眼睛，他只能一一作答；有时刚到家中，就接到学生的短信或者电话；晚上打开邮箱，学生发来多份邮件，“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么渴盼答案”。
科研难上路
项飞曾经在一所中专学校任教，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他毅然辞职攻读硕士，可等到毕业时，就业已不太乐观，自己年龄也偏大，不得不重操旧业，在一所省属农业大学任教。
不过项飞发现，重返讲台时，“时代变了！”――“学校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包括论文与课题两大块，凡事必和科研挂钩，分房子、发奖金、评职称；没有科研成果，好事统统不沾边。”
一开始，项飞也逼着自己到处发论文，申报课题，可后来发现，年轻老师资历浅，加上学校没名气，即使掏得起版面费，论文也难发，周边的年轻同事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受挫。
项飞感觉自己一度陷入了这样的怪圈：“课题――职称――教学，三者互相制约、互为因果：没有课题就评不了职称；没有职称就拿不到课题；没有课题和职称，就得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更没有时间搞科研。”
“很多青年教师，都陷在里面，举步维艰，有的人消沉下去，心思放在校外，到处找活儿。”但项飞还算是“有眼光”的，他选择了考博，作为突破。
尽管3年来，不停地辗转两地，把微薄的收入都献给了铁道事业，还要协调教学与读书之间的矛盾，但项飞勇敢地熬了过去，即将修成正果。现在，通过自己导师的牵线搭桥，“在圈里混得越来越熟”，项飞拿到了两个横向课题，既丰富了科研成果，也补贴了家用。“有了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应该是早晚的事。”项飞脸上露出了笑容。
想起尚在煎熬的同仁们，项飞不免惺惺相惜：“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硕士刚毕业就搞科研，没有老教师的‘传帮带’，实在太难了。”在项飞看来，那些有科研经验的老教师往往是“各干各的”，即使青年教师被纳入课题组，“也是充数而已，不过，能参与课题，已经要感谢别人的提携了。”
“双肩挑”是必须的
“对老师来说，教学与科研是天经地义的事，两者相互促进；可就一个人的精力而言，两者却有着天生的矛盾。”李成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一直兢兢业业，力求教学与科研都能达到佳境。但是几年下来，日复一日的紧张劳作，压得他透不过气。
工作之外，生活的压力也让年轻的脊梁不堪重负。不尽如人意的工资待遇，也成为广大青年教师难以启齿的现实困扰。
“读博的时候，费用家里负担，在父母的庇护下，没有吃过苦。现在成家有了孩子之后，才感到生存的艰辛。”李成说。
作为过来人，年轻的教授徐锦认为，“‘二类’院校为了扩大自己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不得不通过扩招与加大科研任务的途径走上发展道路，新增的压力必然分解到每个教师的头上，但他们的待遇没得到相应提高。”
“简单的量化管理，是高校管理企业化的表现，看起来目标明确，理念先进，但是教师毕竟不是产品。”徐锦认为，“管理者需要考虑高校教学、科研的特点以及教师现实的生存状态。”
“很多人都是从青年教师过来的，深知青年教师的艰难，更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发展搭建平台。”徐锦认为，很多学校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在副教授、教授身上，而青年教师更需要帮助，“不要等他们成为教授时，才能享受到这些。”
“一个学校的希望在于青年教师，而青年教师的希望在于看到希望。”徐锦认为，对很多“二类”院校来说，如果条件有限，至少要提高他们当前的待遇，否则容易导致人才的流失。
(文中青年教师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3.10 王磊文）
 |
